2020年11月30日，周一上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正在官邸工作，一名助手提醒他注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一条推文。在对日本进行短暂外交访问后，莫里森即将结束为期两周的隔离，他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通电话，讨论刚刚生效的中国关税，有些高达212%，这是北京对澳大利亚实施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惩罚性经济措施中的最新进展。
但这条由名为赵立坚的外交官发布的推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攻击。“对澳大利亚士兵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惊，”他写道。“我们强烈谴责此类行为，并呼吁追究他们的责任。”推文附上了一张电脑插画，上面画着一名澳大利亚士兵用一面巨大的澳大利亚国旗蒙住一名阿富汗儿童，正准备割开他的喉咙。“不要害怕，”标题写道，“我们给你带来和平！”当天早上这条推文出现在网上时，澳大利亚议会大厦里的人们倒吸一口凉气。
那个月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国防军督查长公布了对澳大利亚精锐部队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指控的四年调查结果。该调查列出了残暴和无法无天的军队制度风气，涉及25名士兵参与非法杀害39名平民和囚犯，其中大部分事件发生在2012年。该报告占据了数周的新闻头条，并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一场痛苦的举国反思。这个国家最严重的罪行已被其政府记录在案，接着却看到外国官员将其当作武器用在一条讽刺推文中，这是一种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侮辱。一位前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说：“我想像不出什么样的表达可以塑造地比这更能激怒澳大利亚，同时又如此冷漠无情。”
赵立坚以前曾经上过一次头条，那次是因为大流行初期的一条推文，他在推文中提出了病毒起源于美国的阴谋论。“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赵立坚写道。“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那一次，美国国务院召见了中国大使，抗议这个指控。
但赵立坚对阿富汗事件的猛烈抨击完全不同。这条推文盖过了战争罪行报告，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新闻，成为第二次举国反思的转折点——这一次是对中国。那位前政府高级官员说：“在此之前，从总理官邸的院子到郊区烧烤派对，从未出现过举国上下都在谈论中国攻击性、胁迫性外交的情形。”赵立坚发文后不到两个小时，莫里森就在电视上从他的官邸发表了现场讲话。他谴责这条“真正令人反感”的推文，并要求中国政府道歉。“中国政府绝对应该为这个帖子感到羞耻，”莫里森说。“它玷污了他们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但莫里森也谨慎地传达出，澳大利亚随时准备好与中国进行对话。莫里森说：“我希望这个相当糟糕的事件能够有助于从零开始，不附加任何条件地重新启动对话。”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含蓄地承认了澳大利亚令人伤脑筋的处境——也是对中国的好战言论与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紧密相连的确认。
在推文事件发生时，澳大利亚正受到中国针对其十余种商品或实际、或威胁要进行的一系列贸易制裁，包括葡萄酒、牛肉、大麦、木材、龙虾和煤炭。政府的回旋余地有限，因为中国市场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6%，而且据估计，每13个澳大利亚工作岗位当中就有一个与中国市场相关。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关税显然是为了报复堪培拉不久前对中国影响力的抵抗，例如禁止华为在该国建设5G基础设施、通过禁止外国干涉澳大利亚选举和公民社会的法律，以及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国家安全学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长、《印太帝国》(Indo-Pacific Empire)一书的作者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表示，澳大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外交试验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和美国的盟友，虽然处于中等强国地位，但却在阻挠中国主导该地区的努力。他说：“对于树立反抗榜样的国家，中国一直在进行惩罚以儆效尤。”
人们很容易将赵立坚的推文视为偶然的挑衅，并将其本人视为这场地缘政治剧中的一个小角色。但事实上，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两年前几乎没人知道赵立坚，哪怕是在中国，但是他已经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与其盟友和对手的沟通方式。他在网络上肆无忌惮的言辞风格蔓延到了中国整个的外交使团，取代了数十年来中国公开声明中拐弯抹角的外交辞令和令人费解的共产主义套话的冗长组合。
起初，赵立坚似乎是个人行动，把Twitter当成他的私人棍棒，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外交官使用这个平台。就在他的外交部上司和同事大肆宣扬“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赵立坚以近乎残暴的欢快抨击批评者：对中国的批评是“肮脏的谎言”，一名与赵立坚意见相左的外国官员则是“一个没有灵魂和国籍的人”。
事实证明，赵立坚的时机非常好。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制定了更加强大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赵立坚在这个时候为中国外交引入了一种新的、絮乱的基调——事实证明，这种基调与主席的愿景相得益彰。在网络和媒体上，赵立坚被称为“战狼”外交官，这个绰号取自两部同名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国动作片。
赵立坚最近的崛起，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力量的更广泛觉醒，这一进程已经酝酿了几十年，因疫情的暴发而大为加速。今天，随着疫情慢慢消退，对下一场战斗的控制权的争夺正紧锣密鼓地展开，一个开始警惕起来的世界正在注视着中国发现它自己的声音——一个听起来很像赵立坚的声音。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加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的习近平思想，指的就是习近平自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仍然希望实现的目标。在国内，他巩固了个人集权领导地位，发起了一场彻底根除腐败（以及潜在对手）的运动，并加强了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控制，以确保党至高无上的地位。
习近平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同样明显。他在第一个任期里将外交部的预算增加了一倍，并设立新办事处和协调机构，以求集中控制并理顺外交行动的执行过程 。他就外交事务发表的讲话已经比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位总书记都要多。习近平外交思想——即国际体系应该具有“中国特色”，让中国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是当今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愿景与他想在中国复兴中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他想在中国名垂青史，”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孙韵说。“他把自己与毛邓相比。按照他的说法，毛泽东解放了中国，邓小平让中国富裕起来。他能做什么？留给他的唯一选择就是让中国强大起来。”对习近平和党内其他领导人而言，强大不仅代表了传统的硬实力，还包括主宰国外信息空间，“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共称之为“话语权”。
金融危机之后，塑造和控制外国对中国叙事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满怀着对中国模式优越性的新自信，中共开始大举投入以提升国家媒体的全球影响力，包括在2009年4月创办《环球时报》的英文版，这家民族主义小报由党控制。在习近平治下，中共对话语权的关注只增不减。据估计，中国每年要用100亿美元来寻找接触外部受众的新途径，并使舆论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官媒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以增加在Facebook等西方平台上的影响力，根据民主研究和倡导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环球时报》、CGTN和新华社都是Facebook上增长最快的媒体之一。
随着资金激增而来的，还有新的挑衅信息。虽然中国官方话术中一直存在一种好战的紧张感，但这仍代表对中国常规外交表态的背离。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写道，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十分困难，部分原因就是“北京的外交手腕太过微妙迂回，基本全都超出了华盛顿的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
这种微妙有时是故意为之。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发现自己因镇压天安门抗议而面临国际的强烈反对。后毛泽东时代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这对他的现代化计划构成了威胁，于是提出了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邓小平说——最终被简单总结为“韬光养晦”。
在美国霸权时代，邓小平的方针在国外对中国大有助益，但在国内则没那么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温和的外交传统，外交部通常被视为弱者，没法与权力更大的同级机构相提并论，比如在国内行使权力的国家安全部，以及监管利润丰厚行业的商务部。而另一方面，外交部的工作——与外籍人士交流互动，并将其态度传达给北京——往往也导致中国外交官遭到鹰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嘲讽质疑，他们总将外交部称为“卖国部”，认定其国家安全和主权问题上做出了妥协。普通公民也在表达他们的态度：据中国外交官之间流传的一则轶事，外交部有时会收到国民寄来的钙片，要他们表现得更有骨气。
“韬光养晦”策略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开始瓦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制造的两次全球冲击。首先是伊拉克战争，它向中国领导人展示了美国实力令其震惊和意想不到的一面。但关键转折点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道德领袖地位，那金融危机则是对美国基本实力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官员对西方专家关于改革中国金融体系的指点既有感激，也有不满。西方的经济崩溃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了证据，证明他们的体制就算不是更好，也和西方一样好；他们觉得中国已经能和西方平起平坐，而不仅仅是个学徒。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书中回忆了2008年6月与中国高级官员王岐山的一次会面。“你曾经是我的老师，”王岐山说。“看看你们的制度吧，汉克。我们都不确定是否还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2010年，在河内举行的东盟(ASEAN)外长会议上，世界第一次感知到了正在发生的转变。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支持了东盟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担忧、宣称该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之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突然退出了会议。等到他在一小时后重新现身，是为了发表长篇大论的抨击，据称他在讲话中嘲讽了越南东道主，并直视新加坡外长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最近在阿拉斯加与美国官员会面时，现任中共最高外交官员的杨洁篪也表现得同样火爆。）
在私下场合也能感觉到这种变化。2011年，一位欧洲学者在访问北京时见到了一位中国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后者长期公开主张与美国合作。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谈话，直到那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隐晦提及自己被监听，然后将谈话转移到了一家餐厅，那里的背景音和动静更大。他在餐厅里发出了一个警告：“结束了，像我这样的人完了，”那位公共知识分子说。“没有人还相信合作的愿景。现在的争论变成了，我们应该现在就独断，还是以后再独断？这就是唯一的争论。”
此后不久，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中美双边关系中不断扩大的裂痕变得更难以忽视了。在已经习惯得到中国合作或配合的一些领域，美国突然发现它变成了一个顽抗（如果不是敌对）的新兴大国。然而，与这一形势相适应的叙事仍然缺失。意想不到的是，确立中国与世界互动新模式的人，是一位被派驻巴基斯坦、主要活跃于Twitter的级别相对较低的中国外交官——赵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