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共产党能解乱，还是添乱？
“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党
法西斯主义三大特征
习近平的“国家社会主义”化
一，习近平的权力欲
二，法西斯文化在中国
三，新威权主义“假军师”
四，超级权力机构：国安委
两大乱源，三种乱局
两大乱源：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三种乱局
现在担心国家会乱的有识之士很多。利用人们的担心，2019年9月27日中共国务院发布一份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重弹谎言：没有共产党统一领导，中国就会分裂和解体。过来人，有阅历的人，能独立思维的人是不会再相信这种戈贝尔式谎话的，但乱和解乱的问题确实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共产党能解乱，还是添乱？
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满清皇朝被颠覆，中国在动乱中又经历了100多年。期间有过军阀与革命之乱，有过二次世界大战之抗日战争，有过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死亡了以十万数计的中国人。自中共建政后，中国的战争总算结束了，人们以为中共会为自己带来一个稳定的中国，然而，中共统治了中国70年，这70年是什么样的70年啊？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居然是战乱39年死亡人口的倍数。以死亡人口最多的“解放战争”统计来说，国军死亡171.1万，共军死亡26万，共死亡197.1万；如果加上战乱中的无辜百姓，死亡人口约有200多万。可是，中共建政后呢？以中共自己的统计数据来说：
建国初的土改运动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83万人，毛泽东估计2—3百万人。”学者采用的数字都超过100万。
1950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共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被判刑157.61万，被杀人数为87.36万。
1957年反右运动（即有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前总理朱镕基），定为右派552,877人（受不同程度迫害约140万人）；由于迫害摧残，至1978年右派平反时仅有10万余人活着。
最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发生在1958—1962年。由于中共迫害不同政见，使政治和经济政策失去理智，终于导致人为大饥荒。大饥荒期间，中共竟然不许和镇压饥民乞讨，饿死人口在1500万—4500万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
1966年，一系列非正常死亡运动引发了中共内部斗争。作为政治罪人的毛泽东开始进行政治反扑，发动了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对前战友和同事发动灭绝人性的迫害，10年间又非正常死亡至少200万人。
1989年发生的反贪腐和求民主“六四学生运动”中，中共竟动用20多万解放军正规军进行大屠杀，其后又在国内进行政治抓捕迫害。死亡和被迫害人数，至今无法统计。
中共建政后的非正常死亡数据，最少在3432.36万（按大饥荒饿死约3000万人计，未计1989年后的非正常死亡）；是抗日战争（伤亡 12,784,974人）加内战200多万非正常死亡的2.3倍。这些数据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的建政统治和反分裂的70年是以迫害知识群体中有思想的人、大批杀害“异己”和饿死农村弱势人口维持的。如此大规模的迫害和暴虐，终于使国内大多数老百姓“鸦雀无声”。
改变中共27年暴政统治的竟然是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不但有个古怪的逻辑：“大乱达到大治”；而且一乱就是十年，直到毛死。运动把中共中央和各地县级以上官员作为主要镇压目标。原来习惯镇压民众的中共官员们顿时感受到了自己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恶果。1976年毛泽东一死，以军队为先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就以宫廷政变方式逮捕了“群众专制”的主导者“四人帮”，并以中共全会的方式作出决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之后，那些从“群众专制”中醒悟的中共高阶官员们通过多种方法，把依然坚持“群众专政”的毛派官员清除出了领导层。
然而，事实是中共一党专权和专制的政治并没有变。当形势逐步和缓后，中共的统治方式又一步步地向毛氏独裁恢复。以邓小平为首的一众老权力领导人，不但把意图对中国政治进行民主法制化改革的两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赶下了台；邓竟然还对自己指定的总书记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至此，封建个人独裁的权力思想又主宰了中共最高权力层，一切几乎回到了满清王朝崩溃前的政治原点。它造成了此后30年中国社会和中共内部的专制与民主化的斗争。由此可见，中共权贵的专制统治本身就是制造和积聚社会矛盾的根源，是民族分裂和动乱之源。
回到眼前，白皮书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比历史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70年来，中国发展之所以成功，最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体量巨大、国情复杂，治理难度世所罕见，没有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给世界带来灾难。”真的吗？习近平的马仔如历任朝廷宦官奴才一般的吹捧，实在不值得评说。习近平的经济和政治能力与其前四任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相比到底高低如何，有经济、法制、民主、文化、国际关系等数据为证。在毛式大口号、大规划、大战略之下，无度挥霍30年来国人的辛苦积累，却不见创造新经济、文化成就。才7年就至今天的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局面。一切只能证明习近平及其权力小集团之无能、自负和危险；而为了维护其个人的权力独裁地位，继续使用昏招把国家引入更大灾难，则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
久乱不治的中国和中国民众太渴望长治久安了，可是，笔者不得不说，中国大陆之乱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我们将面对的依然是国家体制结构颠覆之乱。谁也不能排除它可能是大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大规模的国内冲突。如国共两党冲突，或中共党内分裂引发的文革式大规模群众冲突，或六四运动和香港式群体抗争；另一种是法西斯主义之乱。前一种可以说众所周知，而后一种我们大部分人只是在书本上读过，并没有经历过，但它已悄悄地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习近平的“中国梦”玩得就是法西斯主义。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从西藏到新疆，从香港到沿海，政治镇压面之广，镇压程度之深（封锁网络信息，封闭语言，连亲朋好友间议论猪瘟都抓捕），罪名之荒谬，直比二次大战前的法西斯主义。将现在习近平小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与二战前的法西斯主义相比，其相似程度令人吃惊。那么，“法西斯”专制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呢？
“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党
国内大部分人只知道，法西斯主义是希特勒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种族屠杀，并被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和世界舆论判上绞刑架的罪行，但并不知道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希特勒的发明，也不知道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曾经是被一个国家多数工人和青年人热血沸腾追求的国家目标。这个国家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
1914年的意大利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可是国力不强，在战后分配中吃了亏。于是，意大利人便怀念起了老祖宗——罗马帝国。在一种民族主义的复古强盛情绪氛围下，1919年3月便产生了一个组织，叫『战斗的法西斯』。“法西斯”（Fascis）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一种权力象征物，代表着罗马帝国的权力和强盛。即相当于中国大唐的『鱼符』。1921年这个组织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1923年2月该党又与国家主义党合并。合并后的国家法西斯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至上主义。该党首脑的鼓动和演说，既使拿到今天的中国，也会得到“愤青们”的欢呼。他说：“如果资产阶级以为可以在我们身上捞到救命稻草，那是他们搞错了。我们必须深入劳动群众……我们要让工人阶级习惯于管理阶层的责任，要让他们了解管理一个工商企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将与技术上和精神上的保守主义作斗争……既然政权的继承问题悬而未决，那么我们不可以心虚胆怯。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如果十九世纪是个人（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主义）的世纪，那么可以认为这个世纪将是“集体”的世纪，因而也就是国家的世纪。”“国家是绝对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个人和群体都是跟国家相对的概念。个人和群体只有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想像’的。”说这些话的人叫墨索里尼，一个被当时的意大利“爱国愤青”们崇拜的五体投地的“国家英雄”。在他的《法西斯主义学说》中，他还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有组织的、中央集权的民主主义。”并说，“法西斯国家不是反动国家，而是革命国家，因为它旨在解决某些在别处产生的世界性问题，包括在政治领域中由政党分裂、议会篡权、胡乱集会所引起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由工会在各行各业中日益增多增强的功能及其相互间的冲突与安排所引起的问题，以及在道德领域中由缺少秩序、纪律和爱国主义教育所引起的问题。法西斯主义希望建设一个强大而生机勃勃同时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国家。”
法西斯这个“国家至上”概念能迷惑当时意大利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地方，不仅只是国家、民族、强大和罗马传统之类的概念和词汇，重要的是在国家法西斯党执政初期，墨索里尼任用了一位财政经济学教授德·斯特法尼为财政大臣，施行了一套经济贸易自由的『新经济进程』政策，使意大利经济得到了近3年的快速增长。在1922年10月30日至1925年7 月德·斯特法尼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意大利经济以年均工业产值6．4%.增加；1921年时，机器制造业13%的破产率，冶金企业26% 以上破产率，清算银行倒闭，国家年度财政总收入只有支出27%等危局得到扭转。冶金公司从101 家增加到152 家，机械，化工、纺织、汽车，电力和食品等公司增加200 余家，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国家的财政预算从赤字变为盈余。1922年，意大利共有失业者200 多万人（包括约100万退伍军人）；1925年仅有12．2万失业者。1926年基本消灭失业现象。经济全面复苏和经济上升趋势，为墨索里尼赢得了大量普通老百姓的支持。于是，国家法西斯党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系列从政治、教育到思想进行法西斯专制的政策，使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具体化。
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演讲说， “法西斯主义旨在建立一个政权，所有人都将支持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脱离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这个国家。”当晚，墨索里尼任命的内政大臣费德尔佐尼就发电授予地方行政长官6项权力：（1）查封所有在政治方面可疑的社会团体和聚会地点：（2）解散一切以各种借口网罗捣乱分子或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组织；（3）解散所有“自由意大利小组”，严禁其采取任何行动；（4）监视那些已有证据或怀疑其从事反法西斯活动的共产党人和颠覆分子，逮捕危险分子。警告他们，任何抵抗企图都将受到严厉镇压；（5）搜查非法武器，加强搜查行动；（6）严密监视公共场所。
1925年5 月16日，颁布《反秘密团体法》，宣布取消集会与结社自由。
1925年6 月，墨索里尼主持法西斯党代会和通过决议，全党意见一致，不准有批评，不准存在分歧，只准有唯命是从的严格纪律。1925年6 月20日向社会颁布新的《新闻法》，取消言论自由，取缔颠覆性报刊，严禁新闻报导批评政府。
1925年7 月20日，著名反法西斯主义者、自由党宪法派领导人乔瓦尼·阿门多拉在郊外遭到法西斯分子袭击和殴打，因伤势过重死去。在佛罗伦萨，法西斯杀害社会党众议员加埃塔诺·皮拉蒂。在加埃塔诺·孔索洛律师家里，他们当着他妻子和子女的面把他杀死。法西斯政权对这些杀人犯概不追究。法西斯分子在全国范围展开暴力恐怖活动，行凶杀人，纵火焚烧反对党领导机关和报社。
1926年4 月3 日墨索里尼政府颁布第563 号法，宣布禁止罢工。罢工被视为犯罪。确认法西斯工会是唯一合法工会。
1926年11月1日当局再颁布法令，解散国家法西斯党以外的所有党派；禁止结社和组织，废除罢工权，罢工被视为反对国家；查封反对党的所有报刊。建立流放委员会，“惩处那些从事或有迹象表明企图从事用暴力颠覆国内建立起采的社会，经济和国家秩序的人，以及毁坏法西斯党和法西斯政权标识与制服的人。”
1926年11月5 日，墨索里尼主持召开「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通过新党章。内容包括：废除选举制，改为领袖任命制；墨索里尼作为领袖参加法西斯党全国委员会；法西斯大委员会为法西斯主义最高领导机构，领袖是大委员会当然主席；法西斯党党员要宣誓效忠领袖和忠于法西斯精神；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人分别由上一级领袖任命，以此取消各级党组织的自主权。国家法西斯党对其他组织，如雇主联合会，劳工联合会和合作社等具有控制权。
1926年11月6 日颁布1848号法，重新把警察作为法西斯镇压机器的主要工具。该法宣布，给警察配置新的装备，警察有自行处置权。
1926年11月26日再颁布《国家防御措施》（即《特别法》）。主要内容为，取缔一切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党派、团体和组织；增设流放的刑罚，以对付那些从事或旨在从事用暴力颠覆国内法西斯秩序的人。
1928年9 月《法西斯大委员会权力法》（简称权利法）被通过。其中规定，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党最初的四领导人和法西斯党的历任总书记为“终身委员”。还规定：政府首脑与法西斯大委员会主席由同一人担任；法西斯党有权颁布各种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法律、法令；法西斯大委员会有权规定政府首脑的特权与权限；大选时，法西斯大委员会拥有提出全国唯一候选人名单的权力；以致法西斯大委员会有权参与决定王位继承人和国王的特权。
至此，墨索里尼终于以暴力恐怖和每年多达2000多项的专制法律、法令（其中1928年多达约3000项），实现了国家法西斯党“要使一切权力机构统统法西斯化”和“使法西斯的非法行动合法化”的“一党专政”，也实现了他个人对一个国家的“独裁”。然而，重要的并不是墨索里尼的权力梦想：“一个政党以极权方式统治国家”，而是怀念罗马帝国的意大利人对国家法西斯党煽动起的民族大国主义之疯狂。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威尼斯宫阳台下那些沸腾的法西斯主义崇拜人群。他们中不光有贵族、政府官员、银行和企业家、教会主教、无数的“爱国”愤青，而且有为数可观的“知识分子”。
基于知识的理性特点，知识分子本该是能够对现实保持理智的人群，但是，当知识分子陷入狭隘“国家主义”，他们的“爱国精神”逻辑则比无知者的狂热具有更大燃度。乔瓦尼•秦梯利，一位罗马大学哲学史教授和国家法西斯党理论家就是这样的“法西斯知识分子”。秦梯利比赤裸裸的狭隘种族主义、国家主义者更懂得教化技巧，他把“国家”描绘为“大我”，说个人利益只是“小我”，“个人属于民族和祖国，道德律法把具有共同传统和使命的所有个人和世代结合在一起，抑制在个人小圈子中寻求短暂快感的本能，并建立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更高形式的人生，个人通过自我否定、牺牲个人利益以及死亡本身来实现其纯精神的存在及其个人价值。”“法西斯主义承认国家而反对个人主义，仅仅在个人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前提下才承认个人。个人只是历史性的存在，而国家则代表全民的良知与意志。”“对于法西斯主义而言，一切都属于国家，在国家以外并不存在任何人或精神，更不存在任何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是极权的，法西斯国家综合并统一所有价值，解释、发展并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法西斯主义反对那种只懂僵化的阶级斗争史观而不懂得把国家团结成一个经济和道德现实的社会主义，也反对工团主义。”在这个大我与小我逻辑的基础上，他说，“构成人民大多数的不是人的总数而是人的总和。因此，法西斯主义反对把人民降格为多数的那种民主。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更加纯洁的民主形式，因为它正确地从质而不是量的角度把人民看成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最道德、最明智、最真实，因而也最强大，并往往落实为所有人的良知和意志。”（摘自秦梯利《法西斯主义学说》『基本思想』）。秦梯利这种“大与小”的逻辑游戏取自帝王体制的“上与下”逻辑，目的只是为了贬低普通个人存在的价值意义和自由。为此，法西斯党创造出《新闻检查法》，把歌颂人性的名著，如托尔斯泰、卢梭、果戈里、屠格涅夫、路德维希、薄伽丘等人的著作均焚毁。因为，只有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的逻辑基础上，法西斯才可以树立“国家领袖意志”的崇高价值和代表性，让普通人为法西斯主义捐出个人自由和生命。
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在经历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企业“职团化”（即国企化）和组成伊利模式（大型垄断）经济结构，并把社会组建为准军事组织后，1935年墨索里尼终于展现出其本质：以国家的名义发动对外侵略。以入侵埃塞俄比亚为起点，将法西斯意大利再次带入了战争。当意大利人明白墨索里尼的“关于人类的未来发展”的论述：“法西斯主义一般不相信永久和平有任何可能或益处。因此法西斯主义认为和平主义不过是贪生怕死和怯懦行为的伪装，必须坚决摈弃。唯有战争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极限，并且在所有勇于面对战争的人身上打上高贵的印记。”意味着什么时，一场法西斯之乱的灾难已经造成，三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死亡平民15.56万人，军事人员30.14万人；德国死亡平民110.0—315.0万人，军事人员553.0万；日本死亡平民50.0万—100.0万，军事人员220.0万—230.0万。
国家主义——不管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都意味着世界战争，意味着世界和法西斯国家战乱。迈着整齐的法西斯军步，只会比街头抗议更具毁灭性。国家和人民的生命在有组织有纪律的战争之乱中荡然无存，法西斯主义留下的只有罪恶和废墟。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个人，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及策动国家法西斯化的核心人员必然无一善终。
法西斯主义三大特征
法西斯主义的三大特征是：民族国家至上，法西斯党至上，领袖至上。或可以在民族国家前面加一个定冠词：狭隘的。即狭隘国家至上、狭隘民族至上、狭隘领袖至上。“狭隘”就是观念局限于本种族、本民族和本国，这是来自尼采的“丛林思维”模式。墨索里尼的“国家”，表面是意大利，实际是他自己的统治权欲。在国家法西斯党覆灭的最后几个月，他不断向访客询问，自己是否能与凯撒和拿破仑齐名。希特勒鼓吹的“国家”表面为雅利安人，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直到战争已经打不下去，14、15岁的孩子都要上战场，他还在鼓动战争。他根本就不曾为德意志民族的毁灭有一点担忧。至今仍有人拿希特勒的鼓动演说词来论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真诚无私”；他们或者对希特勒的私欲一无了解，或者故意为希特勒的私欲打掩护。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权力至上是实质，民族至上或国家至上则是欺骗国民的幌子。
在个人权欲、领袖欲表现上，希特勒比之墨索里尼更疯狂。1933年3月5日，希特勒获得总理之职的当月，就提出了一个《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此法名称很动人，但其内容却不然。主要内容是：“国家法律可由德国政府制定”；“德国政府制定的国家法律由内阁总理签发”；“德国同外国签订的涉及到立法问题的协定，不必得到立法机构的批准，内阁有权就实施这些协定发布必要的命令”；“德国政府所制定的国家法律如不以国会和参议院的组织本身为对象，可以同宪法有所出入”。就是说，希特勒个人可以制定法律，而无需立法机构批准，并可以与宪法有出入。由此人们称之《授权法》。这个法案竟然在当月被国会通过了。同年10月，内阁部长的誓词便由 “忠于宪法和法律”改为“忠于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领袖”。次年8 月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立即以《德国国家元首法》规定了自己统治一切的权力地位。根据此法，曾经必须以多数原则制定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内阁，变成了希特勒个人的顾问团；议会就是希特勒的“昂贵合唱团”，议员只能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然后聆听希特勒演说，没有任何“妄议权”；《文职人员法》规定政府公务员必须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一切公文和信函都以“万岁希特勒！”作为落款；学生必须学习颂扬希特勒的诗文，接受“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的洗脑教育。至于公民投票，希特勒玩的花样更虚伪。首先希特勒的决定是否要“公民复决”，何时由公民复决全由希特勒个人决定，对其不利的事，他是不会举行复决的；在既使举行公民复决时，公民投票处也在纳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恐怖控制下，“当局甚至用脱脂牛奶在选票背面编上号码，事后惩罚投反对票和弃权票者”。而后，还要作投票假统计数据。1938年2 月，希特勒撤销了内阁军事部，亲自接管军事部长和国防军总司令的职权，最后完成了个人独揽一切大权的行动。
在德国，至今还有一些老人怀念希特勒高压政治时期的治安稳定。法西斯统治下的“稳定”什么样？这是一种以镇压和恐怖手段，“国家”不允许任何人自由思想，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声音的“稳定”。这样的“稳定”适合未启蒙、不在乎社会思想的“吃瓜群众”，可它来自暴力镇压。在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反纳粹党和反法西斯主义群体的打砸烧杀只是一般手法。除了集中营与劳改营、隔离区、杀人小队、大屠杀新方式（灭绝营）、最终解决方案之外，希特勒还亲自下发过一道『夜雾命令』。其内容是，被捕的人被无声息地逮捕，无论去向、生死，没有任何人会向其家人提供任何信息。为的是营造一种恐惧氛围使社会恐惧而“稳定”。在恐怖之下，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和意大利获得了短暂的“夜不闭户”。可这样的“国家稳定”换来的是什么？回过头来再看看希特勒要国民为“党国稳定”付出的代价，或者说，稳定的另一面是把千百万人送进战争烈火的乱国。希特勒的战争煽动与他的“国家崛起”一样具有蛊惑力，“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块面包！而是一个生存空间！一个民族地生存空间！这生存空间，不是靠乞求和抗议来实现的，而是靠铁和血来实现的！……我们只会叫着：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这样的人。是没有骨头的！这样的人，是低贱的！我们应该用大炮地震耳欲聋声让敌人颤抖！我们应该碾压他们的尊严、生命，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群只知道抗议的懦夫！”“我很骄傲，在你们这些人中。这样没有骨头的人，少之又少！我的面前，是一个留着千年不屈血液的军团！这血液，曾经在我们祖先的血管里面流淌过，他们没有屈服过！现在，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汩汩奔涌，你们告诉我。你们愿意它冷却吗！？”（摘自希特勒的演说词）。“国家”、“自由”、“尊严”、“不屈服”，希特勒的演说把所有极具意义的词汇都用上了，使贫困和对前途迷茫的人们为“国家”和“人生前途”激动不已。激动是因为，绝大多数缺乏政治判断能力的普通人（也包括那些对政治阴谋认知不多的知识人士），没有能力认知鼓动者与其政治目标的中长期后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国家稳定”一样，实际上都是以恐怖胁迫和“国家命运”骗取人们服从和让青年“献身”的把戏，目的只是以巩固领袖个人的权力，扩张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个人的野心。
希特勒更疯狂的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是世界反法西斯势力更沉重的回击。墨索里尼只是自己葬送了性命，希特勒则差一点就把那个疯狂的法西斯德国一起葬送了。
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告诉我们，国家、政党、领袖、人类这些崇高概念在独裁者及法西斯权贵的头脑里不过是他们个人权欲和利益的另一种表达。在“国家”名义之下，建立权力垄断和专制系统对专制者是必不可少的。在法西斯主义者眼里，“国家”、“民族”以致“人类”这些崇高的词汇比马克思的“阶级”、“劳苦群众”和“自由”更有魔幻力，可以使更多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像喝了迷魂汤，以至疯狂到产生失去人对自身生命本能的维护感。在国际间，被国人拥护的“国家主权”论也可以作为扩张法西斯军事实力和阻止他国干预的理由。
法西斯的“国家至上”就是战争，不是稳定。二战后人们得出的这一精辟结论，指出了“法西斯稳定”与国家之乱、世界之乱的关系。
习近平的“国家社会主义”化
笔者如此大段地陈述德意法西斯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之言行，是因为笔者相信，读者在读到法西斯的种种所为时，一定会联想到今日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习近平的所谓“中国梦”，以及“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姓党”，教育姓党，宣传姓党，文化姓党；爱党爱国，忠于领袖；禁止言论自由；“议会制、多党制行不通”，“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连任限制”；习近平“定于一尊”，“不许妄议中央”；“党管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刀把子论：“党对司法全面领导”——最高法院院长公开说，“牢牢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大批维权律师被抓捕；军队非国家化，“解放军绝对忠于党”，忠于领袖（习近平个人），习“对军队绝对领导”，7年5阅兵……，等等政策和观念说教，与当年法西斯崛起时的论调和政策何其相似。
这里有个问题使人迷惑，以习“博士”近于小学生的知识水平，他可能连“法西斯”的那些事都不知道，因此，说他是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崇拜者和模仿者，他可能连资格都够不上，那么，他哪来的知识和能力模仿“法西斯”呢？再假设，如果他读过一些关于法西斯政治的书，对人类历史上的法西斯政治有所了解，那么，法西斯主义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和罪恶的同义词，他怎么敢公然效仿法西斯的三个“至上”和“国家崛起”论，并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进行推行呢？这不是要把中国人民引上二次大战的不归路和人类大灾难吗？！从他晒出的书单没有关于反思法西斯政治的书籍，笔者认为，无知的习近平对法西斯主义不甚了了，否则，他就不可能在公开谈话中无所顾忌地吹鼓党至上、领袖至上、“国家至上”之类语言。这些独裁概念直接承袭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在排斥、反对个人自由和法制独立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毫无二致。（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差异，笔者在后面还会论及。）不管习近平及其小集团对法西斯的“国家至上”有多少认知，在客观上，他的“中国梦”把中国引入了一种法西斯主义状态。
一，习近平的权力欲
在国家权力结构方面，马克思设想的初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实质上在统治方式上没有根本差别。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法西斯主义要建立的是法西斯专制国家，两者都主张取缔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不同处在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归一个最先进的阶级组织：共产党；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主张国家权力归民族国家。不过，这个民族国家也是通过一个“国家党”或“民族党”的一党专权来掌握国家权力的，它实际上也还是一个权力小集团统治的国家。简单说，法西斯党的政治设计表面不分阶级，但有种族仇恨（针对犹太人）。这避免了一国之内的阶级斗争，所谓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与法西斯党就不构成阶级冲突，因此，在法西斯国家内，国内矛盾就成了“爱国”与“叛国”矛盾，法西斯党在人数上就会多于马克思政党。根据这样的道理，在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纳粹党、法西斯党与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争夺的只是国家统治权。不管法西斯还是共产党掌握国家权力，最后的政治结果都是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法西斯国家或共产党国家与国家权力公民化、法治化，与保障国民个人权利和自由没有关系。
重要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政党掌握了国家后，社会主义党都会向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转变，期间领袖个人的观念转变对政党和国家有着重大影响。其中的一个规律是，当建政的那个固执的马克思领袖去世或被取代后，自认为先进的马克思政党就发现共产党在国家统治中的一个特出问题，“阶级斗争”逻辑总是使党内、国内斗争不息，国无宁日；而且，乱局的矛头总是对准自己。相反，法西斯党一旦完全掌握了国家权力，它的政治目标自动就会升级为国家经济和军事强大，然后是向外扩张。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党统治层和后期领导人思考从阶级政党和阶级权力向国家政党转变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党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这种情况会在持续数届领导人和三四代人的时间里反反复复，如果马克思党一直能控制住国家权力的话。中共在结束毛氏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后就是如此。这时候，对一个准备抛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党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从社会主义转变为国家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共从马克思党向国家社会主义党转变的信号。另一种则相反，放弃国家权力独裁，进行民主和法制改革，停止向国家主义（法西斯化）转变。这后一种选择由赵紫阳的民主和市场化改革为标志。在这个阶段，一个党领袖的权力思想和个人权力欲对国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中国，自毛泽东死后这场转变就开始了，邓小平等人与赵紫阳、胡耀邦的冲突，就是中共转变中两种选择的矛盾。
作为拥护胡、赵改革方向的习仲勋儿子的习近平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不但使中共党内改革派大跌眼镜，而且，也把自己送上了新法西斯的不归路。2015年，当人们提出“挥舞着反法西斯大旗的中国离法西斯有多远？”时，使用的是问号；2019年在中共召开十九大时，中共法西斯化控制已经深入到互联网、企业、学校、教堂，甚至家庭和幼儿园。主张国家民主和法制的有识之士和中共改革派都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抓进了监狱，或者被软禁于家中。同时，习近平与国内外民主潮流的矛盾也空前紧张。
为什么习仲勋的儿子会成为一个背叛其父政治理念的专制主义者，这是许多人所不解的问题。习近平的童年时代大部分成长在习仲勋被政治迫害的条件下，还未成年的习近平曾因为一句话之罪，被造反派戴上铁帽子和老“走资派”一起被批斗。他是在被毛氏专制的条件下长大的，但他在被指定为中共最高权力接班人后，却像完全忘记了被专制经历的人，反而对毛氏权力专制思想情有独钟，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内在原因只能在他个人的权力欲方面。表现习近平个人权力欲最明显的事件是2019年3月他精心策划的“修宪”事件——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便他个人可以终身为王。其实，习近平的权力欲一直都有表现，只是人们没注意。习近平在任地方官吏期间，一无建树，二不陈述独立政见，三不表现个性，四不在乎家人和自己经历的是非曲直，完全以平庸顺服、无能无才的官僚形象展示于官场。就是说，他几乎活得像个太监，把自己的好恶、个性、看法统统掩盖和压抑于内心。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官场的经验和思维改变并塑造了一个新的官僚习近平。中共官僚的动机是什么？那就是为了获取每一任上司的赏识，一点点地接近更高权力。能这样逢场作戏几十年，一方面可见他窥视国家最高权力的谋略和权力欲有多强烈；另一方面也证明，他彻底在心里接受了唯权为大，为了权力可以放弃其它一切的封建官场准则。他当政后，立即避开国家政治规则，自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十多个小组长，暴露出其深藏于内心的权力欲。
不学无术和思想平庸是导致习近平漠视个人经历，一心图官的认知基础。作为一个有正常思想的人，一般都会思考自己的经历和社会的是非曲直。不过，人们在习近平身上极少见到他对家庭遭遇、个人经历和中国大变动的思考。如果说他的那本官话官腔的《之江新语》真的表达了他的思想，那么，其被中共教化洗脑后的平庸就跃然于纸上。在那本小册子中，除了奴性党八股的陈词滥调，人们找不到一点正常人的人性，也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知识和智慧。为什么会这样？在他当上党主席后，人们才从他的各种讲话中发现，由于知识贫乏，智慧低下，他只能以卖弄词藻和引用自己都不甚了解的词汇来表现自己的“知识”。而读稿错误频频发生，甚至引用了法西斯用语和逻辑也茫然不知，却偏偏暴露了他真实的知识水平。
法西斯主义是取得国家最高权力领袖者之个人权力欲的一种必然。既使没有接触过墨索里尼、希特勒、贝内戴托·克罗齐、乔万尼·真蒂莱、戈贝尔、尼采、施本格勒论点的人，只要他所在的国家有滋生个人权力独裁的条件存在，他个人的权力欲又异常强烈，对现代文明知识甚少，那个权力人的强烈独裁权欲就一定会推动他创造极权条件，走出法西斯主义之路。从这个原理上说，法西斯主义的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专制社会主义”的独裁者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思库、金日成等人物的产生，遵循着相同的独裁萌生路径。不同的是，前者把自己定义为代表“法西斯国家”的化身，后者鼓吹自己是“先进阶级”领导之国的最高领袖。所以，虽然习近平无知，或者说，正是他对政治文明的无知加上他的个人权欲，才使他走上了“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
二，法西斯文化在中国
没有中共党内，特别是权力层的支持，没有一定量的国民对“国家”的狭隘热忱，一个法西斯领导人仅有权力欲，是不足以煽动和推行法西斯“爱国”狂热的。换句话，当今习近平强烈的个人权力欲——这个推动大陆国家专制化的第一原动力，本质上反映着中国文化和经济，以及世界物质和文化大环境条件。那么，习近平膨胀的领袖欲搞到今天这样，做不成袁世凯二世的皇帝梦，也当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领袖；学不像毛氏“文革”，又搞不成斯大林式独裁的局面，还不敢堂而皇之的鼓动“国家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今中国和世界什么样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状况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题目，限于本文的篇幅，这里只做简要阐述。
从支持习近平权欲膨胀的方面看，主要有五股力量助长习近平的个人权欲和中共的党专制体制：第一，由30年的经济发展和物资增加引发的部分无知国民的“富裕感”，“暴发户”心态。由于很大一部分人不理解近30年大陆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不理解“改革开放”的本质，也搞不清楚“市场化”、国家化的好坏；误以为，只要物资多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结果。第二，被习近平和中共宣传部的“爱党即爱国”煽动环境影响的人群。这个群体被形容为“小粉红”、“新义和团”、“新红卫兵”；他们的“国家”观念还处在皇权时代，是被中共“党化”灌输的新愚民。首先，这个群体是知识素质低下的，长辈们没有现代社会知识，基本分不清国家、政党、领袖概念；其次，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在六个长辈呵护下长大的骄狂“独生子女”们，一边疯狂地享受着消费，一边真的接受了中共的“党即母亲”宣传，把祖国、党和母亲划上了等号。由于中共控制了教育，又封住了书本和家长们的嘴，使中小学生们在智力上处在法西斯“爱国”的盲动中。上两部分人口数量很大，但是也很容易被改变，因为，他们只是处于一种被麻痹和蒙蔽的状态。法西斯宣传家戈培尔说，对这部分人不需要“正正当当、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宣传，只要”在煽动情感的宣传中，……使用最具刺激性的词语，同时配合种种在视听感觉上的轰轰烈烈形象，如林立的旗帜、巨大的党徽、统一的制服、如潮的人流、庞大的广场集会和夜间火炬游行等等，制造狂热的群体效应。”即可。第三，被中共经济捆绑的国企人员和需要从中共体制获得财富的官宦和企业人员。当邓小平废除毛氏阶级斗争，允许人们“闷声发大财”（江泽民语），新发财的国内官民资本力量就都成了被中共法西斯化绑架的力量。为了继续发财和保住既得利益，他们必须“拥护”习近平和所有权贵。第四，与中共权贵联手，从中共体制中获利的国际资本家、机构和组织。这些人非常享受中共给外国资本的特殊待遇，不管什么民主政治体制和意识。就像二战前的华尔街财阀一样，他们只认自己的利益，不在乎什么法西斯主义、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权；谁能使他们发财，他们就与谁合作，做交易。尽管二战死亡人数高达约7000万，美军伤亡101.3万人，但他们至今还是只知道交易和“发财”。第五，权力集团内，当权的和擅长通过奉承钻营个人利益的官僚和“知识分子”。这五类人是习近平个人权欲的营养源，滋养着习的独裁权欲越涨越大。
如果只有上述五股势力，而没有反对国家法西斯化的力量，习近平的世界就可以像希特勒兴盛时那样，“国家稳定”，他的领袖权力欲也可以畅行无阻地膨胀了；然而，现实是如今的中国还存在一个反对法西斯的庞大人群。
在当今中国，反法西斯政治的力量来自七个方面。第一，被人类新文明知识和互联网开化的人权意识群体。这是一个由接受了国家权力民主、人权、独立法制等文明观念的中青年知识人群和关心世界动态的网络人口构成的国家精英群体。第二，经历过中共专制统治起起伏伏的中老年人。他们见过毛氏政治诈骗和“天下大乱”，知道中共专制派领袖的那些招数，记得自己和亲朋好友的悲痛经历，不愿意中国的未来和下一代继续被一党专制和一个领袖独裁。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人数超过“小粉红”。只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共专制手法，所以，他们沉默地抵抗着。第三，靠市场经济机制生活的人。大部分爱创造的知识分子和凭自己力量创造财富获利的民营企业家是反对法西斯体制的。因为，正如哈耶克所说，失去了自由条件他们就失去了存在感，他们本能地反对一切党专制、国家专制和领袖独裁。第四，害怕中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和平主义者。道义、道德、新宗教、世界和平主义、反不公平主义人士对法西斯主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家战争具有极大的敏感和内心抗拒。习近平的国家主义只要与法西斯迫害沾上一点边，他就会被这个群体的人视为敌人。某种程度看，现在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内蒙、浙江地区民间越来越强烈的反习倾向，都是当地人普遍反对习近平推行法西斯化的表达。第五，中国周边国家在政治上取抵制习近平的法西斯化立场。不管他们本身是否具有专制性，不管该国是否与中共国有经济往来，他们对自己的邻国实行法西斯化政治都十分紧张、警惕和反对。就连俄罗斯和朝鲜都如此。第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民主精英。西方市场国家普遍有两个主导力，经济上是财阀，政治上是政治精英。民主体制产生的政治领导层当然是反专制和维护人权的，这就决定了在国际事务中反极权、反法西斯主义的大局面。因此，习近平的新法西斯政治在美欧等国和世界主流社会就会处处碰壁。民主国家强大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和国际主导力，是抵制任何法西斯国家、独裁国家坐大的大背景。第七，联合国也是一个限制法西斯势力的机构，尽管这个国际组织的反法西斯功能近些年下降的很厉害。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对法西斯主义的警惕日益淡漠，扶贫和救济难民成了多年来联合国念唱的和尚经，但它的国际规则对习近平坐大法西斯主义还是一道坎。比如，如果他妄图发动对台湾、香港武装占领，对日本和其他国发动武装攻击，联合国的一纸檄文就会使其走上国际法庭。毕竟这个世界已经不是70年前了。
在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专制统治地区（简称“共统区”），反对法西斯和国家独裁的势力与支持独裁和法西斯化的势力间的冲突是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被国内的人们称为：改革与保守、左派与右派、反党与拥党、爱国与卖国。这是上述两大势力存在的现实反映。习近平越是强硬推行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独裁政治，他的“帝王梦”也就越不稳定。习近平的“维稳”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也是利用其控制的政治和物质资源对反独裁、求权利的人和群体进行黑社会式镇压。被“维稳高压”所掩盖，现在的共统区又一次表现出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表面平静，实际上矛盾已空前尖锐。令希特勒都望尘莫及的高额“维稳费”说明了一个“乱”字的严重程度。在推翻赵紫阳、胡耀邦化解中国封建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政治改革后，经过邓、江、胡的政治后退，发展出习近平的国家法西斯化，是那些为中国的民主新制度奋斗毕身的前人（也包括中共党员）所未曾想到的。
如果说，民主体制是一种持续释放一个国家不稳定的稳定机制，法西斯正好反来，是一种以强压下的“稳定”，积累不稳定的国家机制。问题在于法西斯“稳定”是假性稳定，欺骗和镇压不可能长久，因为，镇压会使反对和惧怕它的人越积累越多，因此，它必需寻找释放“不稳定”的路径。法西斯稳定的路径就是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对外矛盾，在国民中建立“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观念，然后以“不爱国”的名义把反专制人士和力量污名化为“外国势力”、“国家敌人”、“卖国贼”、“间谍”、“叛徒”等等。这种文化手段在100年前能够发展成世界大战，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社会处在一种以国家为单位，各自为政的状况下。就像人们还不知道原子弹，对它的危害没有认知。在经过惨痛的二战后，现在人们还会让一种新法西斯文化——习近平的“中国梦”借着“不许干涉内政”的名义孵化为世界新强权吗？相信世界和平力量和文化潮流绝不会再允许新法西斯政治和文化在中国共统区获得成功。以中国共统区的人口和经济资源来说，它是二战协约国力量的几十倍。如果它发展到可以对外发动战争的程度，其破坏性至少也是协约国的几十倍，这是世界不可承受的。所以，对法西斯文化和政治在一个国家的快速膨胀，不存在“内政”问题。
三，新威权主义“假军师”
习近平当政后启用了王沪宁。王沪宁是江泽民选用的，江、胡二人都把王沪宁视为写发言稿的秘书。与江胡不同，习近平把王沪宁当成了核心“智囊”，作为支撑自己独裁的理论家。习近平为什么如此看重王沪宁？表面理解，习近平的知识能力实在太差，中常委和政治局中看不起习近平的人太多，这使他需要一个在关键时候从理论上支持他的“辩才”，帮他压倒其他中常委和政治局中的反对或不服的大员，如科班出身的李克强等人。（这个情况对江、胡不成问题）。王沪宁因此被习选中。不过，王沪宁也有失手的时候。修宪“废除主席任期制”被党内外、国内外一片谴责，使王成为替罪羊就是一例。那么，习为什么之后又再次帮王沪宁恢复地位，并赋予他主管党务、宣传、教育的权力呢？除了王在中常委、政治局的理论助手作用，习近平更需要王沪宁帮助他在整个共统区建立杰出“国家领袖”形象。没有国民的“拥戴”热，他的权力就一直处在飘忽不定的梦态中。就是说，让王沪宁帮他忽悠国民中的无知无智人群，是习近平在个人权力上的更大需要和更深考虑，尽管习本人的知识底蕴、思维深度和客观条件都根本不存在使他成为“伟人”的基础。
上面说过，现在的中国依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封建传统文化人群，这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帝王政治文化下形成和遗传的结果。这种文化虽然自辛亥革命以来受到多次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和破坏，但它基于中国存在的农村条件没有被根本瓦解。更由于文革中的毛式崇拜使其恢复了生力；在“改革开放”下，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又保护了它的存在，所以，在中国，封建狭隘的义和团民族情结和唯上为大的文化基础还是广。当然，在不断的反帝制、反封建、反个人独裁运动下，这种旧文化不再是堂而皇之的，而是以多种变形的方式流行，特别在需要维持旧文化——上下之份，尊卑有序，父父子子，爱国忠君的底层社会。可以设想，如果崇拜、拥护帝王制的封建文化被从中国大地上铲除了，习近平的个人权力梦和中共的领袖独裁体制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这也就使习近平不得不选择和依赖“有知识”的王沪宁，来重建一种“元首为上”文化观念主导的社会。王沪宁是如何做的呢？
王沪宁在从政前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的学生和同事夏明说，王受希特勒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影响很大。同时还认为，“布丹的‘国家君主绝对主权思想’成为他研究的对象，也塑造了他的主权观；孔德的‘秩序和进步’也为他的新权威主义背书，”“孟德斯鸠的‘环境、气候和地缘决定论’和王沪宁后来信奉的政治生态学一脉相承；”而他的导师是“复旦国政系最顽固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陈其人”。（夏明《红太阳帝国》第七章7.2）。在理论上，从政前的王沪宁还只是从效率的角度主张权力集中。他认为，“（民主性的）委员制或会议制虽能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但它具有责任分散、行动迟缓、事权不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病。而与委员制相对立的首长制最显著的特点是责任明确、效率高、事权集中、指挥灵敏、行动迅速，它的缺点与委员制正好相反。”（王沪宁《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1988年））。在被江泽民引入政界后，他的新权威主义就根本改变了。开始是维护江泽民新威权；在胡锦涛当政后，他却一改权威论，向民主方向转变，2007年他发表了《“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2012年，王立军被逮捕，薄熙来事件暴发，他再修改此文，大论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仅几个月后，习近平上台，欲启用王，王立即同意效力习近平。不过，最初的几年，习近平的政治面目不很明朗，王的政治思路也不确定；直到2016年王岐山扳倒了习近平权力之路上的主要对手，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习提出核心问题，王才摸准了习近平的脉搏，重新再搬出他的新权威论。可见，从政后的王沪宁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臣子和奴才，这也显示出他之前的“新威权”理论其实只是为官的敲门砖。习近平看中王沪宁的也正是这一点。于是，两人狼狈成合，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中，王沪宁进爵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像戈贝尔和真蒂莱一样，以“国家主义”的新威权论支撑主子江和习。在王自己心里，他的新威权的核心是领袖至上，国家和党至上是为领袖权力做的铺垫。王沪宁不知道习近平的无知无能吗？他对自己主子能耐的了解太多了，但既然他确定了自己的高级奴才身份，他也就只能看不见习近平的法西斯国家政治危险性和丑恶了。王沪宁的主要手法是给习近平的法西斯化统治思想涂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文化色彩，涂上“中国”、“中华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色彩，同时，传统狭隘乡土文化和封建君国意识的“君主至大”也被罩上“民族传统”、“中国特色”的外套，由王沪宁混合在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文化中。就像墨索里尼把罗马帝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结合酿造出法西斯主义一样。这是“三朝帝王之师”，还是“一个御用文痞”？
自2017年10月以后，王沪宁不再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再是个独立的人。这一方面是他很享受自己获得官僚待遇和权欲，也知道中共专制体制下奴才超越主子的风险；另一方面，既使原来他对法西斯主义知之不祥，如果他想知道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同异；分辨习近平想搞的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或者封建帝王主义，以他的阅历也是不困难的。所以，当他知道习近平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知道这个主义的严重后果，他也就不以自己的名字发声了。王沪宁有没有看出习近平在走法西斯道路？2016年，当无知的习近平及习家军高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时，王就应该知道了，这不就是法西斯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嘛。于是，王管宣传后，“领袖核心”还在，此口号不提了。如此，王沪宁明白，如果习近平玩出了焚身之火，自己要不至于像戈贝尔一样陪葬，现在最好以党和习近平名义发声。法西斯党核心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罪行！而今，王沪宁那张时时都在焦虑的脸大概由此而生。
四，超级权力机构：国安委
说习近平完全无能，那是错误的，至少习近平很有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之功，只是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成为“毛氏君王”。此其一。其二，在国内国际一片反对声浪下，如果在权力层没有一股实实在在的势力支撑习近平，他既使有其心，也无力推出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梦想。习近平的勃勃野心来自一个实权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国安委』这个机构的设想始于江泽民时期，当时，江只是想用它来统一中共情报安全系统。到胡锦涛时，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不断坐大，胡以“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限制周永康，但这个小组还是一个情报机构。习近平当政之初，为了排除太上皇式实权派势力，实际控制权力，与王岐山联手，以中纪委的名义拿下了军委郭伯雄、徐才厚和政法委周永康等一众老权势人物。不过，中纪委这个机构的权力在体制上不可能超过政法委和军委。怎么办？2017年下半年，习近平注意到了国安委。
中共全会同意建立国安委是2013年11月12日。当时中共政治局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限制周永康和政法委的权力坐大。负责筹建的是被周永康排斥的政法委副书记孟建柱。王沪宁和汪永清为副手。此3人虽与江泽民有亲密关系，但在权力圈内均没有自己的势力，属于一般执行官僚。这个特点使国安委在组建后成为一种可被任何权力人利用的工具。这是习近平注意国安委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对习近平来说，中共十九大发生的事情大出他的意料。王岐山虽为习近平清除了权力道路上的主要对手，可王岐山和中纪委也遭到党内其他势力围攻；习的嫡系中唯一可充当军师和干将者王岐山不得已被迫从中常委“退休”了事。中纪委被挞伐后，中纪委的权力由脚踏习、江、胡三只船的人物赵乐际接手。这局面与1925年的墨索里尼和“长刀之夜”前的希特勒处境相似。于是，一心想成“核心”的习近平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由党内转向党外，在十二届人大上抢夺国家权力。结果，习近平的嫡系栗战书当上人大委员长，王岐山则在军方助威下成了“终身国家副主席”，加上习自己这个主席，三位一体，习近平就从控党转到了控国。当然，习近平、王岐山是不在乎“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会”这些表面权力的，这些机构在中共极权体制下，只是统治权力游戏的形式，习近平要抓的是实际可操纵党和国家的权力。
习近平做的第二件事是，改组和控制国安委。按当初权贵们的理解，国安委与胡锦涛时的“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一样，是政治局和国务院之下的一个情报机构协调组织。因为是行政机构，其主要人员的人事任免就可以由主席和常委决定，无需党和国家开会表决决定。中共十九大，栗战书取代张德江成为国安委副主席（主席习近平，另一个副主席李克强），丁薛祥为办公室主任，蔡奇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常委全面换上习家军人马其办公地点设于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常事务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请注意，有两位中常委和十个政治局委员被排除在国安委常委之外：汪洋、赵乐际等。如此，国安委就可以不同于中常委和政治局，成为一个独立权力机构；国安委也就由习个人控制了决定权，成了习近平独控的周永康式“政法委”。由于国家权力主要负责人都编入了国安委：国务院总理，军警特主管，宣传主管，经济和金融主管、情报、外交等主要负责官员悉数汇集，国安委的实际权力就超过了所有国家和党的权力组织，换句话，它是一个不为普通人注意，而实际权力超国家和超中共中央代表大会的第三个隐蔽的国家权力中心，同时，它还是悬于所有国家和中共中央委员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比如房峰辉和张阳事件。
让我们综合一下，三个因素造成了习近平通过国安委进行权力独裁：一，在党内斗争中，习近平数次在政治局和中常委会议中的控制力失败；如十八大中王岐山退休事件；2019年北戴河休假中的“争议”。二，习近平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控制不确定；如2016年的中南海南北院之争；2018年7月的“定于一尊”事件。三，习上任后，其威信在民间和中下层机构中日渐衰微，怠政、懒政和嘲讽习近平非常普遍。这造成力习近平的权力危机，使他想出了通过特殊权力机构“国安委”来独裁。为什么说它特殊？因为，国务院、中纪委、政法委、最高法院、军委、公安部、宣传部等所有政治机构最高权力人员都是其成员，而国安委没有公开规则，不受监督，委员和参会人员可以由习近平个人决定，完全无需通过其它机构制衡；所有国家最高指挥决策指令都可以在这个“国安委”的会议上被议定，然后，再交由中常委会，政治局会议、人大会议进行形式化表决。由于达摩克利斯之剑效应，这些表决都会“通过”。由此可以认为，中常委会、政治局会议、人大会议实际上不过是为“国安委”的议定作备案罢了。新“国安委”的权限和权力结构设计，使它（实际上是习近平个人）的实际决策权超了政治局，超过了中常委，也超过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国安委表面上还是中常委、政治局领导下的一个政策机构，实质上已经是一个真正权力被习近平个人控制，不受国家任何机构制衡，可以操纵国家政治走向的权力中心。它既是习近平个人手里的权力工具，又是支撑习近平独裁的实力和精神背景。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法西斯化现象，都与此超级权力机构相关。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要发动全国法西斯戒严，大规模抓捕反对派，或者对外发动战争，其实际策划和指令一定出至国安委，而不是政法委，也不在中常委和中共政治局。
两大乱源，三种乱局
两大乱源：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中共建政70年以来，在没有外部侵犯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为什么一直乱局不断？究其政治乱源，前63年主要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作祟。除了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8年，毛时期的一系列运动和文革之乱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毛个人的统治权，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也是因为中共权贵统治权和专政思想。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习近平现在效仿的“社会主义”是毛氏统治和专政，他想复辟毛的一套。可通过上面的事实可知，情况并非如此，习近平政治表面上是“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尽管他的喉舌不断声明，中共搞的是“和平崛起”。这样的乱局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时间在公元前2400年前，地点是秦国。“帝国梦”是另一种被人们忘记的乱局之源。
习近平的“帝国梦”与毛氏“大乱达到大治”的区别，就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前面说过，毛氏社会主义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以镇压国内“非无产阶级”，达到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新权贵手里的目的。为此，斯大林、毛泽东、铁托的国家最高权力组织中都有相当比例的基层劳动阶层代表，尽管这些代表是形式化的、愚昧的、奴性十足的，同时，这些代表还特偏激，对斗争特别偏好。因而，他们的“社会主义”都遵循一种典型的内斗规律和逻辑，在这个规则下国家反反复复发生内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曾经也是社会主义信徒，但当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发现了这样的逻辑对自己的统治并无好处，转而便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利用国民高涨的狭隘民族和狭隘国家情绪，竖起了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旗帜。“法西斯”是反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由于其主张国内政治极权式“稳定”和“专家治国”，一般都可以使“国家社会主义”在一个阶段中出现经济单方面的高速增长和商品繁荣，并且，其经济发展通常都可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然而，“法西斯”一词就是“复辟帝国”之义，它追求的并不是一国之稳定，而是 “扩张”，这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明说的。习近平的喉舌们说的威权社会主义，实际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氏社会主义。所以，当法西斯主义开始扩张时，当法西斯之乱开始时，人们才想起来“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是当今世界的另一个乱源。
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要“扩张”？四个因素：一，领袖个人权力和权贵集团利益的扩张欲；二，客观上，经济产能高速发展至过剩引发的经济、社会和权力危机。三，在极权镇压下，强权胡作非为，社会不公造成同步积累的社会矛盾与日俱增。这些矛盾与过剩引发的社会问题合流，使统治岌岌可危。毛氏社会主义遇到统治危机主要以独裁式政治运动巩固个人权力，法西斯的选择除了镇压内部反对派，更主要的措施是把内部危机向外引。四，法西斯国家主义洗脑产生的国民扩张欲。笔者强调领袖权力和权贵集团利益的原因是因为，当危机发生时，存在第三种选择可能：政治民主化改革。独裁领袖不选择改革是由于，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实行的国家体制都是党体制，表面是国家至上，实质是党至上，党高于国家的体制。所谓的“党”就是极少数一些权贵。换句话，社会主义体制时间稍长就会产生一个以党政治统治为生的独立利益阶团——他们的利益来自党，成员间结成庞大的利益关系网，有不同于普通社会阶层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语言。如果进行民主化改革，既成的党权力网和利益规则就会被废除，他们中的多数绝不会同意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放弃既有体制。此时，如果没有一批有民主思想、有能力的领导人，既得利益集团的多数人就会推动专制政党以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习近平就处在这样的阶段，他没有蒋经国、赵紫阳、胡耀邦的文明观念基础，满脑子都是个人权力和毛氏霸王的专权思想，他不向国家社会主义转变，反倒使人感到意外了。
不过，习的“国家社会主义”与与老法西斯主义还是有点不同的，那就是他有更多伪装。习学习了毛氏社会主义的两点：其一以党独裁伪装个人独裁；其二以党治国，党领导法，党就是法。领袖借着党的名义无视权力的公共性和国家规则。习近平干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领袖极权，但嘴巴里只说“社会主义”，“国家至上，爱党爱国”，甚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多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等等；而不像墨索里尼、希特勒一般公然鼓吹丛林哲学，高喊“法西斯主义一般不相信永久和平有任何可能或益处。因此法西斯主义认为和平主义不过是贪生怕死和怯懦行为的伪装，必须坚决摈弃。唯有战争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极限，并且在所有勇于面对战争的人身上打上高贵的印记。”（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学说》）。这一方面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纳粹等概念在二战后的国际国内社会完全是一种恶魔概念，不被人们接受；另一方面是习的个人能力和掌握的资源都还不足以公然推动“国家社会主义”。可是，这并不能掩盖习近平的“定于一尊”、一言九鼎和实现中共政治专制和扩张200年。
笔者再重复一遍：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个乱源本质上无差别，因为，它们本质上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共的党专制和权力独裁就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最大乱源。
三种乱局
根据上述所说，我们可以都出一个论点，2019年9月27日中共的白皮书所说：“没有（中共）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不是事实，而是习近平、王沪宁等一众权贵们的又一次戈贝尔式谎言。相反，习近平现在的国家社会主义正在“给世界带来灾难。”同时，白皮书也公开了一个事实：大乱正在迫近，习近平集团已经感到了一个巨大的预兆。因为，老法西斯和斯大林、毛泽东玩弄的三个至上：领袖至上、党至上、国家至上，在习手里都失灵了。
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乱局”呢？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毛氏争权夺利之乱。
中共建政前开始到毛去世，中共党内和大陆就一直陷于一场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中。1962年初毛在七千人大会上失权，于是，凭借自己在民间仅存的“威信”掀起了“文革”。这是一场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严重混乱，文化、经济被严重破坏的党内斗争。搞乱了国家经济，没有了工作位置，毛就编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瞎话，就把成百上千万懵懵懂懂的城市学生，赶到农村“战天斗地”。毛搞的这场独裁之乱，到死都没有解决。邓小平、陈云也一样，还是为了保自己少数党权贵的权力独裁，打开杀戒。不过，邓小平很知国人对“动乱”的担忧，于是，他一面把民众要求民主改革的诉求污名为“动乱”，另一面开始放松经济，让普通人有一点发财的机会。从毛到胡锦涛，中共的权力政治基本为一种斯大林式党内争权夺利模式，这种动乱模式的特点就是国家自我混乱。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以及人们的生活都被一个党的领袖间争权夺利搞得不得安宁，甚至腥风血雨。习近平继承了老一代的党权独裁体制，其权力独裁欲一点也不亚于毛、邓，这就使斯大林和毛氏的争权夺利模式以一种固有的旧传统在中国重新开始。
习的权力独裁之争可能演化为大乱的动因有两个，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一是习自己的无能，他的队友也一个个都平庸无能，善于察言观色，一个个心怀叵测，而无能造福于人民，忠诚于人民。二是在习的对面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由多方面的人组成：从反对专制的党内外人士，到质疑习近平和习家军昏庸无能的人。习当政本身不只是程序违法违规，他自封12个国家党政机构“小组长”，让国务院靠边站，国家军队不允许国家化，国家司法机构和最高法院不姓国，姓党；可以抓人无需法律手续，抓了人不告诉家人，先失踪三年；霸占公民财产可以不告诉理由，无理由，或者干脆造欲加之罪，把被夺财产人抓起来。中纪委带领之下，各级党纪委都可以私设公堂，私造理由关押、审讯，刑讯逼供；……。凡此种种都促成了习的权力地位不稳。毛、邓都有曾经的业绩和威信，习什么也没有，当政后更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和人们的就业、物价、生活搞得每况愈下。相反的情况是，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的思想认知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进步，习近平却像刚从地下爬出来的出土文物，鼓吹什么“初心”论，雷锋、焦裕禄精神，到处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使江、胡等一众老人都目瞪口呆。看看现在国内济济年青人才和国家基层干部所受教育，习近平的低能、弱智本身就引发有才干，讲专业的中青年干部向老朽的挑战欲。这就在习的强烈权力欲与反对派之间构成了一种危机。如果习不顾一切，动用国安委进行全面戒严或变相戒严，或者经济和其它方面继续恶化，造成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或者部分军警发动义举，或者党内出现反对，或民族起义，那么，新一轮争权夺利之内乱就降临了。习的白皮书暴露的正是这样的征兆。
毛之乱中断于其亡命，邓之乱隐于六四屠杀后其基本自动退位。习的无能加恶行会给他带来非常险恶的命运，也会给国家带来再一次严重混乱。这种危机不可能维持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只会结束其生命。
第二种，法西斯党及帝国之乱。
现在的第二种情况是，在国内情况眼看要失控的状况下，习近平正在采用专制派智囊（王沪宁、王岐山等人）提出的向外转移危机的方法。他正按法西斯的一套进行准备，一，他在新疆建立了大规模的集中营，并进行无司法程序的秘密杀害，进行白色恐怖实验。二，他以封锁网络、禁止阅读“反对读物”和抓捕言论思想人士镇压异己，使国内大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基本不知事实真相。三，建立第三超级权力国安委和军队姓党。以高额军饷警饷，许以军警特权，并在军警最高培养个人嫡系，把国家军警变成效忠他个人的习家军。四，把党的基层组织变成一种军事化系统，并派党组织进驻所有经济、文化、教育等机构（这是邓以后不曾有过的），控制每一个家庭的活动。五，大量向外派遣渗透人员，特别是台湾、日本、美国和南海周边与九段线有矛盾的国家。六，大量储备外汇和黄金，推广人民币结算系统；提高军工和信息产业能力。七，对青年人灌输狭隘“国家”、“祖国”、“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捍卫领土等等思想，使青年处于法西斯化的“中国梦”盲动情绪中，以便随时启动对外战争。八，与伊朗、阿富汗塔利班、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普京结成无协议反民主联盟。九，制造发动战争的燃点，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九段线问题，西藏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会谈解决的，但习近平不谈，只谴责，保持一种随时可引发冲突的状态。
习近平及其小集团当然知道，发动帝国战争的条件还非常不成熟。这主要是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强压中共一头。以中共的人心、军心和军事实力与对比，他会一击即溃。为此，习近平、王岐山多次企图与普京结成反美联盟，以利其发动对外战事，但普京的一句“山上猴子观虎斗”，使习近平的帝国梦凉了半截。这是目前习近平不敢在国际上轻举妄动，发动战争的主要瓶颈。不过，这并不能完全排除习近平错估局势，发起一些小型战事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他个人政治地位危机。错判局势是玩火者玩火的常道，否则就不会有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这些毁灭国家和民族的战犯了。大部分的漫天大火都是由一点火星引起的，不光玩火者经常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局面，愚昧的观火者还会为玩火者鼓掌兴奋，而后自己葬身于火海中，也给大批无辜的人带来灾难。愚蠢无知和轻举妄动是玩火者的共同特点，权力欲加上不受制衡的权力机制则是政治玩火者玩战争之火的特点。习近平及其无知愚昧的拥护者会为国内危机环境玩火吗？
进一步看，既使习近平没有发动战事，对中共权贵中狂妄无知势力的坐大也不能掉以轻心。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欲不断膨胀，与其周围的利益新贵的支持不无关系。有这样一群人控制着中国的政治资源，就是习近平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也会再推举出一个新的法西斯接班人。如果新的法西斯接班人比习近平有经济能力，法西斯就不止会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成为世界和中国的大乱之源。怎么办？
第三种，民主变革避“乱局”。
有没有制止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乱的有效办法？如果说有，那就是“和平演变”，政治修正。中共专制派和独裁者一直污名化“改革”，因为他们害怕失去“独裁”。由此也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些根本反对人民和背叛 “人民共和国”的人。上世纪60年代后，通过和平演变、改革开放、政治修正实现反独裁的案例已经不少了。有的成功过渡到民主制，从而，避免了国家大乱；如台湾蒋经国主动放弃一党制；苏联专制集团解体，大部分国家进入了多党制和民主政治，避免了独裁和专制乱局。这是真正可以避免封建帝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乱的道路。
现在，进行了反独裁改革尝试，而没有成功避乱的主动改革主要在中国。如“七千人大会”党内民主，后被毛文革独裁复辟；颠覆毛的文革专制和权力独裁后，又被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和镇压“六四运动”复辟了独裁；现在习近平的权力独裁是中共建政后最严重和赤裸裸的。从最近在新疆和香港发生的乱局，人们已经看到了将在整个中国发生的乱局。
现在的中国面临三个选择：其一，党内主动罢免习近平，制止一场大规模起义，避免国家陷入失控乱局。其二，国内发生民变、兵变、警变，这可能快速完成权力过渡，也可能引发其它矛盾，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其三，如果习近平把前两类变革都镇压下去了，那就一定会走上最危险的法西斯之乱——对外战争。在如今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情况下，这个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可能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下，战事立即就结束；也可能会有城市被毁灭。习近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反人类罪犯被记入历史。
以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你愿意为习近平的个人权力独裁献身吗？你愿意为中共的法西斯专制献身吗？在堂皇的“国家社会主义”背后，是普通老百姓的地狱和中共权贵的“天堂”。对中共党员来说，最好你们重读一下毛泽东的话：“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摘自毛氏《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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