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31, 2022

通向法西斯之路,由通货膨胀铺就!


梁小民:通向法西斯之路,由通胀铺就

梁小民简介: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兼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

法西斯的出现当然有更多,更广泛的因素,但德国一战后的恶性通胀是最直接的因素。从世界历史来看,恶性通胀基本总会导致经济崩溃和政权更迭。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不是先有了希特勒,再有法西斯,而是先有了法西斯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历史根源,再有希特勒。产生法西斯的政治、文化、经济根源是什么?在这方面学者已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纸与铁》中又一次研究这个问题,并得出了极有意义的结论。

为什么研究法西斯起源的书名叫《纸与铁》?作者在“引言”中指出,纸“是维持德国最大港口(汉堡)经济运行的纸币”,铁是“运输货物、保卫贸易的钢铁舰船”。“从广义上讲,则是位于柏林奥拉宁街的帝国印钞厂印制的纸钞和债券,以及帝国本身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简言之,纸代表货币,铁代表实体经济。作者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是一战后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后果。这本书的结论是一战引发了战后德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引起了魏玛共和国的破产,进而导致希特勒的出现和法西斯政权上台。

故事从1913年6月11日汉堡-美州公司的巨型邮轮“皇帝”号下水开始。巨大的邮轮象征着德国工业与经济的成就,同时邮轮为富人精英服务而由穷苦的工人制造。这就象征着当时汉堡是“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物质分配不公的社会”(第41页)。这些是当时整个德国的状况。1914年一战开始后,德国为了保证战时供给,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把原材料配给权委托给工业企业组成的托拉斯,并成立“战争物资部进行监管”(第76页)。“为了融资,不仅扩大了公共债务规模而且扩大了货币供给,甚至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第84页)这一切为战后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所以,“政府融资是德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第106页)。

一战以德国的失败结束,当时汉堡和德国国内物资极其匮乏,食物严重不足,政治动乱,爆发了十一月革命。民怨沸腾,“这种民怨带有一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第126页)。在这种局面下,工资和物价不断攀升。政府为了平息民怨,同时刺激经济,实行财政扩张,大幅度增加支出。这种财政政策加之“放松战时物价管制和公共债务飙升”,就“导致物价失控”(第137页)。这应该是通货膨胀之源。另一方面则是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这个条约被称为对战败方条件苛刻的“迦太基式和约”。当时德国的魏玛政府企图修改这个和约,这就形成“修约主义”。当然,无论修约有什么后果,赔款总是少不了的,经济也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政府就使马克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并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这就是“政府为加快经济复兴坚持采取赤字开支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加剧。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直接投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给航运上的赔偿金”(第171页)。这又使大多人预期货币贬值会持续下去。当时“对马克的悲观预期在的德国国内表现为货币需求下降”,结果是“1919年的货币增长率只有49%,而通货膨胀率却高达228%”(第176页)。

1920年后,德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但“要改革马克是否必然崩溃,1920年3月至1921年5月这段时期至关重要”(第201页),因为在这一时期中,通货膨胀加剧了。而其原因在于财政赤字严重。“赤字的居高不下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而引发赤字的核心因素不是逃税,也不是对新税制不满,而是财政支出政策。”(第207页)引起支出增加的并不是战后赔款,而是国内的社会政策,包括提高政府资助企业提高薪酬的支出增加,对失业人员的救济,住房建设补贴,食品价格补贴,以及给予商船队的补贴,而且“补贴项目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第211页)。通货膨胀加剧的另一个原因是货币供给的迅速增加。引起货币扩张的部分原因是财政赤字,但部分则是市场流动性高,而央行贴现率一成不变。这就是“德意志帝国银行已经在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市场中的流动性”(第217页)。通货膨胀加剧的第三个原因是混乱的对外贸易。自由贸易给国内带来两种影响,一是出口增加,国内物资短缺,二是进口品物价飙升,这两者就加剧了通货膨胀。最后一个原因是劳工运动高涨,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尤其是工资的推动。比如,1921年“钢铁价格实际降低了16%,工资却上涨了81%”(第225页)。

由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通货膨胀是由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第2页)。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完全是由政府人为造成的,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就是政府。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德国一战后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政府,无论是独裁的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继承了法国路易十五的格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为了经济上的短期利益而不顾政策的长期结果。当经济出现困难时,政府会不惜代价直接投资于有效益或无效益的项目,提高社会保障讨好民众,银行则要扩大货币供给来配合政府。而且,这些支出都有“不可逆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即使经济繁荣了,还要用这些政策来“锦上添花”。这就是通货膨胀易发而难治的根源。说到底政府所推崇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理论上已被批驳,但仍然长盛不衰的原因。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的这种愿望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在独裁制度下,政府的这种愿望会顺利地变为现实。这就是从历史上看,独裁国家的通货膨胀比民主国家的长且严重的原因所在。德国在一战后还没有完全形成现代民主制度,所以,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些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有点像对臭豆腐的心态。理论上不敢公开支持通货膨胀,但总觉得通货膨胀有利于刺激投资,增加就业,甚至主张为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为代价。那么,一战后的通货膨胀有这样的好处吗?让我们再回到弗格森的《纸与铁》。

在一战后,德国政府推动通货膨胀的动机之一是用通货膨胀证明自己无力赔偿,以达到“修约”的目的。同时,借助于通货膨胀也可以增加出口,并通过货币贬值来减少实际赔款。但这个目的并没有实现,“事实上利用货币贬值来要求修改赔偿计划本身就有问题;它牺牲了国外的投资者,让德国获得了非法收益,无论是怎样的收益,如果想让其他国家明白这笔巨额赔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更好的方式也许是以更真诚的态度努力按要求支付赔款”(第236-237页)。

那么,对德国国内经济呢?在1920年这个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的确出现了生产增加,就是增加,但“这种繁荣只是假象,因此通货膨胀有利于德国经济的说法并不成立”(第247页)。其表现是1922年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原因则是用通膨来刺激投资并不成功。原来认为,在通货膨胀下,企业会为了“用真实价值来避险”而增加投资。但事实上,一部分来自政府的投资缺乏经济合理性,而对私人企业而言,“通货膨胀加剧会造成企业放弃原有的投资计划”(第248页)。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意志造船厂原计划投资1036亿马克,但是1922年,实际用于新工厂的投资只有1660万马克(参看第248页)。而且,人们在行为上的转变也减弱了货币贬值带来的经济优势。这包括生产率的下降,消费的增加。所以,“通货膨胀促进投资的论调不足为信”(第251页)。而且“通货膨胀在经济方面无疑弊大于利尤其造成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如错误投资和货币疲软,极大地破坏了资本市场”(第311页)。

通货膨胀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1919-1922年间,通货膨胀政策使工资和就业增加,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确对大多数人更有益处。但用通货膨胀来实现这个目标,“也只是推迟了一场必然会来到的经济危机”。德国1924-1932年的失业就高于其他国家(参见第314页)。而且,通货膨胀显然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工资,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工资。但“实际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提高”,例如食物匮乏,消费品质量低劣,住房长期短缺。而且,收入平等引起两个恶果,“其一,通货膨胀把收租人的收入转移给了工人,从而降低了储蓄能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德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疲软。其二,如果实际工资的增幅超过了生产力,那么后者就会受到侵蚀,降低整体经济的增长率”(第317页)。

这种收入分配平等使中产阶级的收入和财产减少。这就使社会不稳定,所以,“我们之所以质疑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平衡作用,原因之一是它没有促成社会的稳定”(第318页)。

通货膨胀还改变了传统的文化。“19世纪,”资产阶级经历了一场沉默革命”,其依据是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治精神以及建设公共领域等原则,然而通货膨胀却吞噬了这场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社会提倡勤奋工作,但通货膨胀却打破了生产效率和报酬之间的关系,勤奋程度和收入高低无关。资产阶级社会强调节俭和简朴,但通货膨胀却剥夺了储蓄者的利益,让那些过度借债和过度消费的人获益。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以财产的所有权为基础,但通货膨胀却促使财富所有权被彻底打乱,债券和其他纸质资产变得一文不值。资产阶级社会民法典的精髓是契约责任,是平等和诚信,但通货膨胀彻底颠覆了这些原则,债务人用贬了值的马克来偿还债务。资产阶级社会坚持法治理念,但通货膨胀却引发了犯罪,同时让法庭不再有威信。除此之外,资产阶级社会渴望”安静和秩序”,而通货膨胀时期充斥着混乱和暴力。”(第322页)总之,通货膨胀打乱了使社会稳定的文化价值观和法律,这就预示了社会动乱和政权更迭。通货膨胀这种对文化价值观的破坏远远要大于它对经济的破坏。

经济与价值观的动荡也使德国政治斗争加剧,政府无法采取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同时代表各阶级和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和党派兴起。这时希特勒出现了,“希特勒早已营造出一种反对通货膨胀的形象”(第347页)。而且,面对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德国人民也盼望有一个强人来结束这一切。希特勒的出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希望,因此就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上台了。希特勒的上台“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经济,从而消除了导致从前那些问题的三个制约因素集团组织的权力,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软弱无力,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带来的外部限制”(第348页),使德国经济发展,物价稳定,这就为他发动二战创造了条件。

法西斯的出现当然还有更多、更广泛的因素,但通货膨胀是最直接的。所以,可以说,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德国走上了通向法西斯之路。

我们来看世界历史,恶性通货膨胀尽管不会总引发法西斯,但总会使经济崩溃和政权更迭。1949年蒋介石政权的崩溃,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瓦解,都源于这种通货膨胀。当然,按美国经济学家卡甘提出,并为经济学界所接受的定义,恶性通货膨胀(或称超速通货膨胀)是每月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通货膨胀。通常的通货膨胀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别忘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一旦坐上滑梯,下滑的速度就不由自己控制了。用在通货膨胀上就可以说,一旦开始通货膨胀,以后不断加速,最后达到恶性的程度,就并非政府本身可以控制的。所以,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用财政赤字和扩大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是相当危险的。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稳物价永远是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基础。离开了物价稳定,一切繁荣都是泡沫,都是未来之祸。

《纸与铁》是经济史的经典之作,其中的许多奥妙之处还要自己在阅读中去体会,书评仅仅是一种分享。

《纸与铁》书评

Tuesday, January 18, 2022

唐士其:治理与国家权力的边界——理论梳理与反思

 文/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在对治理问题的讨论中,国家的角色与职能是一个核心问题,但问题的提法具有明确的指向。就是说,治理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家虽然握有强制力,同时也具有强大的社会和资源的提取与动员能力,但它并非无所不能。因此,对治理问题的讨论,着眼点就不是如何扩展和强化国家权力,而是在不排斥国家作用的同时,如何充分发挥国家之外各种行为主体的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两者之间协同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对治理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重新定义国家权力边界的问题,具体来说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水平方向国家能管什么和不能管什么,二是垂直方向国家能够延展到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层次。

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一方面国家职能及其权力体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思想界也一再十分强劲地出现要求严格限定国家权力的呼声,从而客观上对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的冲动发挥了某种制约作用。也就是说,过去若干世纪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的传统中,始终存在着扩展国家权力与限制国家权力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与平衡。透过历史的纵深不难看出,当下对治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正是这一传统在新的形势与环境下的延展。因此,梳理与现代国家发展相伴随的关于国家权力边界的理论,将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治理问题的理解。

 19世纪以前关于“有限政府”的理论

“有限政府”的理论是一种伴随着现代国家产生而出现、要求严格限定国家权力边界的理论,是伴随着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人们对国家权力的基础重新加以定义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了封建生产方式,而这个过程在政治学上的表达,就是市民社会(城市)战胜了封建和专制国家。这样一个过程,成为后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历史背景。

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国家体现为散落各地、自我封闭、经济凋敝、文化落后的封建城堡,而社会则体现为经济和文化生活欣欣向荣、内部往往实行民主管理的城市。城堡与城市,不仅聚集了不同的人群,而且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秩序和价值理念——一方面是等级与强制,另一方面则是平等与自由。它们之间的斗争,同时也就是权力与财富的斗争,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是这种斗争的典型体现。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关于国家权力基础的理论——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

在此之前,标准的国家权力理论是君权神授论,即君主权力来自上帝的理论。这种理论使封建君主以及后来的专制君主视国家为自己的所有物,在压榨社会的同时不必就自己的行为向臣民负责。然而,随着封建权力结构之外城市经济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权力与财富的分离,要让市民们接受封建和专制君主的掠夺就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对新兴的市民阶级来说,统治只能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国家权力只能来自被统治者对自身权利的让渡,这就是“社会契约”的基本内涵。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权力乃是社会成员为满足他们的共同需要,经由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自愿同意而产生。这种理论的出现,不仅颠覆了封建国家和专制国家在法理上的正当性,而且也形成对资产阶级革命后新型国家强有力的规范。

由于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往往都拥有各种形式的自治传统,拥有一段在国家之外、甚至是反抗国家的历史,因而契约论基础上的国家观自然也就是一种有限政府的国家观。它不仅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而且主张这种权力的范围也必须由授权者而非国家自身决定因而其行使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人们出于自治的传统,相信社会有足够的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安排和组织公共生活。因此如果在极少数情况下迫不得已把某些权力转让给国家,就必须对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高度戒备。总之,从“有限政府”的观点来看,“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就是所谓的“守夜人的政府”的理论。

 20世纪各种反对国家干预的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的“有限政府”理论是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财富两分状态的一种历史回响。当这种分离状态因封建专制国家被推翻而不复存在,国家重新承担起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之后,“什么都不管的政府”就有可能被视为“最坏的政府”。因此,整个19世纪,欧洲充满了革命与抗议。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不仅要求资产阶级国家扩大选举权,而且推动着后者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经济领域,以缓解失业、贫困、疾病等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其中重要的一支,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更是把扩大民主作为最根本的主张,强调国家的民主化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这一切导致欧洲国家职能、因而也就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急剧扩展,福利国家开始出现。1917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国家应该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迅速消亡,但具体的历史逻辑却让苏联走上了一条不断扩张国家权力,并且通过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全面动员实现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样利用国家的权力杠杆调节供需关系,刺激经济增长,缓解社会矛盾。由此,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国家权力进入了一个全面扩张的阶段。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挖掘”、利用国家权力,强化国家职能方面出现了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

当然,国家权力的这一轮扩张是在反对声中完成的,反对者的代表人物包括伯林、哈耶克和奥克肖特,等等。与传统的“有限政府”论不同,这一批国家干预的反对者几乎拥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出发点,即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在他们看来,“国家主义者”之所以试图通过国家对社会施以全面控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盲目自信。依照这种过分乐观的理性主义的逻辑,如果人类理性能够在包括社会政治问题在内的一切领域内提供正确指导,那么作为理性力量体现的国家,借助其强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干预,就如同科学家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一样,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此过程中,国家行为也就不应被理解为强制,而应该像卢梭那样,将其视为强迫那些拒不服从公意的人“获得自由”。

借用哈耶克的说法,这样一种思想体现的是“知识的僭越”,是人类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在这一批国家权力扩张的批评者看来,以理性之名要求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主张犯有双重错误。首先,它过分夸大了理性的作用。事实上理性不过是一种相对有效的人类认识能力,但并非这种能力的全部。其次,它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因而简单地采取一种类似于对自然进行技术控制和技术改造的方法来对待人与社会。因此,他们共同呼吁慎用国家权力,而把更多的自由留给社会。正是从前一个方面出发,人们把他们称为“保守主义者”,而从后一个方面出发,人们又称他们为“自由至上论者”。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干预的批评者在反对国家权力扩张的同时,并不一定都找到了国家权力的替代者。他们更真实的想法是,社会中肯定存在某些困境和难题,这些困境、难题甚至苦难个人无法解决、社会无法解决,国家同样也无法解决,这是人类真实处境的一部分。如果非要借助国家手段对此强行加以改变,那么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必定导致对社会和个人的强制,甚至导致其他更大的灾难,因此一定要避免“国家万能”的幻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治理理论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出现“滞胀”现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显露危机并进而导致苏联模式的失败,人们对国家权力的边界问题才再度予以普遍关注。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复兴,到90年代治理理论的兴起,中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

20世纪70年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复兴出自两个方面互不相关的原因。一方面是纯理论的研究,即部分西方政治学者对所谓“国家自主性”的发现,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对苏联东欧20世纪60-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实践关注。但随后不久,人们的兴趣就很快转向了西方国家自身的现实问题,即因为国家过度干预而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福利病”、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以及经济中的“滞胀”问题,由此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政策实践方面以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去国家化”浪潮。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次的“去国家化”并未导致西方国家全面回到“最小限度的国家”或者“什么都不管的国家”,因为人们在看到“国家失灵”的同时,也发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第三部门”和“公共社会”的关切。在这种新的关切中,国家与社会不再像古典自由主义时期那样,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两端。至此,治理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与此同时,随着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的进程,诸多跨越国界的问题也纷纷呈现出来。人们通常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仅超出了国家的边界,也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因此不仅需要国家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更需要国家与非政府部门,包括国际非政府部门的联合与合作,“全球治理”的理论也因此应运而生。

实际上,恰恰是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反过来推动人们反思治理的基本逻辑。世界银行199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治理与发展》。该报告认为,治理乃是各种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私人企业以及社会运动“为实现发展而在国际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其中特别强调,要实现治理目标,应充分支持和培养公共社会的发展,而所谓的“公众社会”,就包括志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等等。在此之后,“治理”概念迅速风靡全世界。这一现象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一种新的、超越国家权力逻辑的规则与秩序的渴求。

 国家权力为何需要边界

通过以上简单的理论梳理,不难发现“国家权力边界论”的一些基本逻辑。

首先是效率和成本方面的考虑。上文提到,治理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人们认识到国家并非无所不能,但对这一点应该有正确的理解。也就是说,承认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其实是就国家行为的成本和效率而言的。很多事情,也许并不一定超出了国家的能力范围,但在分权和制衡的体制下,其协商成本和时间成本却可能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至于在中国这样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体制下,政府行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再加上官员考绩和升迁的巨大压力,要达成某项目标固然可以雷厉风行,从而大大降低协商成本和时间成本,但另一方面,集中决策和行动,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如果国家的统一决策和行动出现错误,那么代价也会比分散决策和行动高出很多。在这里,哈耶克关于分散决策的思想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国家权力内在地具有不断滋生繁衍和向外扩张的倾向,而这不仅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的结果。在过分依赖国家的情况下,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为解决某项社会问题而创造出来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又制造出了其他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人们又制造出新的权力。如此循环往复,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再次,国家权力还存在腐败的可能性。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监督、制约与平衡的机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误用。但是,姑且不论这些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这些机制的创设本身就意味着又增加了新的权力,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而且监督、制约与平衡机制本身即便有效,客观上又会造成拖拉与扯皮,从而导致成本的增加和效率的丧失。总之,国家应该尽量克制自身扩张权力的冲动,提倡精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最后是国家行动的统一性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复杂社会,可能没有两个人或者两件事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国家的统一决策与行动即一刀切,往往难以切合实际,也未必能够达到最优的结果。国家权力具有强制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又具有整齐划一的特点,因此对于那些其个人目标与国家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或者并不完全一致的人来说就构成了强制。国家不可能避免对某些人的强制,但是,强制毕竟使其对象丧失了自由,这却是国家在施行强制时必须时刻牢记的事情。

一种真正有效的治理,需要放弃国家万能的思想,也需要放弃过度依赖国家的冲动。国家职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然需要予以扩展和强化,国家的执行能力当然需要得到保障,但国家不是福利院,也不是保险公司,国家不可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相反,国家权力有其自身的危险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主张共产主义最终要消灭国家。国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把权力归还给社会,依赖各种社会力量,或者与它们合作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治理的本质所在,也是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所在。

 

 

       本文原载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06期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Wednesday, January 5, 2022

Covid-19: Why China is sticking to “zero toleranc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China’s covid strategy has been to identify and interrupt community transmission through swift containment measures, sometimes for whole cities. And, despite already vaccinating over 75% of the population, it seems to be sticking to this approach. Andrew Silver asks why

Maintenance of containment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impact of covid-19 lives lost and socioeconomic progress, wrote researchers including George Gao, head of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in Nature Medicine in April.1

Covid-19 measures led to the closure of Shanghai Disneyland, and testing was required before the guests already inside were allowed to leave.2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built a 5000 room quarantine facility on the outskirts of Guangzhou to hou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lers for at least two weeks of quarantine.3

In their paper,1 Gao and colleagues wrote that public health measures for covid-19 could chang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vaccine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PCR testing strategies will be adjusted to fit the changing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 in China—probably one in which few or fewer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will be needed for effective epidemic control,” the authors wrote. “Throughout 2020, PCR testing served the public well, helping to make and keep China nearly free of SARS-CoV-2 and providing socioeconomic space and time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long term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Today, however, China has already fully vaccinated over one billion of a total population of around 1.4 billion people, and some are wondering why measures haven’t changed. “Suppression strategies are not ‘solutions’ to covid-19 but rather ways to buy time, and fairly costly ones,” says Thomas Hale, a public policy researcher at Oxford University, UK, who leads a project that tracks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covid-19 worldwide. “China has now vaccinated a large share of its population,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value of buying more time?”

Immunity

Reuters has reported that Ruili, a border town and international transit hub in southwestern China, has had multiple outbreaks and disruptions, leading to a rare outburst against covid-19 restrictions from a former vice mayor, who wrote on social media that “the long term closure of the town has formed a deadlock in the town’s development.”4

Some say that China—a country ranked 177th for press freedom in 2021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5—may be balancing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SARS-CoV-2. “They want people to see them as being very confident and good at governance, and containing an outbreak is a very observable thing,” says Sean Sylvia, a health and development econo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SA.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eople reporting on people facing economic hardship."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ported that in September, Zheng Zhongwei, head of medical 
science development at China’s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told a health forum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 in Beijing, “We will not relax 
controls until we have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vaccine coverage. We will not relax controls 
unless we make a judgment about the virus and how vaccination can guarante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justing epidemic control measures.”

By 5 November about 76% of China’s population were fully vaccinated, said a calculation by Reuters based on data announced by China’s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6 Only domestically developed covid-19 vaccines are approved for emergency use in the country.7 These use more traditional and easier to deploy technology, such as an inactivated virus, rather than mRNA vaccines, which have more complex supply chains. Sylvia and others think that shortcomings with vaccines or the vaccination rate could be delaying a change in China’s covid tactics.

Few publicly available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efficacy of China’s vaccines, including those from two leading brands, Sinopharm and Sinovac, which are also exported abroad and which, alongside Pfizer-BioNtech,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covid-19 vaccines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doses delivered.8 The available studies indicate lower efficacy levels than those of mRNA vaccines such as Pfizer-BioNtech’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ata suggested 51% effectiveness at preventing symptomatic disease with Sinovac’s CoronaVac and 79% with Sinopharm, compared with over 90% with Pfizer) and antibody levels that last three to six months.8

Wang Weibing, an epidemiologist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says that the main reasons people in China haven’t been vaccinated are concerns about efficacy or safety. Some others can’t be vaccinated because of underlying conditions.

The Sinovac and Sinopharm vaccines are approved by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and WHO, which emphasise that the drugs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severe disease and hospital admission. “The demand to get vaccinated is rather strong at our centres,” says Charles Poon, medical director of Raffles Medical China North Zone in Beijing. But he adds that “there is also quite a lot of interest and a waiting queue” for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as reported9 that health officials delayed approval of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because of concerns that it would hurt confidence in locally developed vaccines.

Sylvia say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ses that there’s a lot of hesitancy in China and that the vaccine is not particularly effective or is [not] as effective as they hoped, which is why the other containment policies become more important.”

Although Sylvia is not privy to deliberations, he adds that if the vaccines available were considered effective enough and the vaccination coverage was higher, it would be rational for China’s policy to change. “Say you had maximum take-up of the vaccine and it was effective and everything—it would make less sense to invest as much in strict containment,” he said.

An epidemiologist at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has told The BMJ under anonymity that they think som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could change once 80-85% of people have been fully vaccinated and have received a booster shot. The CDC’s Gao has said in a TV interview that China may reach 85% by early next year.2 Gao had also accepted an interview request from The BMJ, but his personal assistant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sked to reschedule a phone interview set for 30 September and did not offer an alternative arrangement or reply to follow-up requests for alternative dates. Gao had not responded to an emailed list of questions for this article by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Chinese authorities currently recommend booster shots to select groups six months after vaccination because of waning protection, and 37.97 million people in China had received a booster shot as of 5 November,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said.6 But Nancy Qian, a professor studying China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s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USA, says that rolling out an annual booster to the population is not a simple task.10

Qian wrote on Bloomberg, “Most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re not accustomed to offering annual flu vaccinations. Administering a round of new boosters every year i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logistically difficult than delivering basic vaccines—say, for measles—that only need to be injected a few times during a person’s life.”

Outbreak risk

China is the fourth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behind Russia, Canada, and the US—and has a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than all three: 153 people per km2 in China, compared with 9 per km2 in Russia, 4 per km2 in Canada, and 36 per km2 in the US.11 “The denser the population, the higher the likelihood of transmission to potential hosts,” says Ian Lipkin, an epidemiolog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who was a special adviser to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during the 2003 SARS outbreak.

Outbreaks could stem from cases arriving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similarly to what happened in countries entirely surrounded by water such a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Earlier this year researchers estimated that of every 100 000 travellers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five would transmit SARS-CoV-2 to a border or health worker or to someone in the community with a link to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systems.12

“If we look at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ir geography helped their covid control measures, but nothing is foolproof,” says Bonny Ling, an independent researcher in the UK who studies human rights and mi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re may also be non-human risks from inside China’s borders. The origins of SARS-CoV-2 remain a controversial enigma, but David Hayman, an epidemiologist at Massey University in New Zealand and member of WHO’s original SARS-CoV-2 origins investigation team, says that because we don’t know how the people in Wuhan were infected, it’s not known whether the virus is still circulating in a wild bat or other animal host. “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that another SARS-CoV-2 outbreak from an animal source couldn’t happen again, including inside China,” he says.

China claims that it’s able to extinguish outbreaks, but not all public health experts are sure. “I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in their reports on epidemics,” says Vasily Vlassov, an epidemiologist at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s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in Moscow. He says that if waterlocked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ouldn’t do it, why would China, with its long land borders?

One problem with controlling covid-19 is that regular surveillance would be needed, as even people with no or mild symptoms can transmit SARS-CoV-2. Chen Chien-jen, an epidemiologist at Academia Sinica’s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in Taipei, served as health minister for Taiwan during the 2003 SARS outbreak and says that China would need to test everyone for covid-19 every week if it wanted to identify all cases. “Otherwise, how can you identify a virus in the population?” says Chen. This could be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in rural areas.13

Oxford University’s Hale say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ously evaluat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covid-19 approaches and should not be inflexible. He adds, “If China waits until covid-19 is widely suppressed around the world to relax its stance, it may—sadly—be waiting a very long time indeed.”

特朗普将如何输掉与中国的贸易战

 编者:本文是 保罗·克鲁格曼于2024年11月15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特朗普的重新当选有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也有美国民主党没能及时推出有力候选人的因素。相较于民主党的执政,特朗普更加具有个人化的特点,也给时局曾经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好消息:我认为特朗普不会引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