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一位因在新冠疫情期间发布博文而获刑六个月的网民的刑事判决书，显示当局认为她发布了官方辟谣的虚假信息和未经证实的信息。离疫情在中国集中爆发已经过去了一年，中国人如今还有追问这场人道灾难的权利吗？
中国裁判文书网日前公布的《张文芳寻衅滋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她发布的长篇博文包含了官方辟谣的虚假信息和部分未经核实的信息。
转述信息有罪？
判决书显示，去年清明节当天，家住河北三河的张文芳在新冠疫情遇难者的全国性哀悼活动当天，通过名为“玛丽莲梦六”的新浪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篇长文，其中提到有隔离场所中一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有人隔离在家被饿死、有人为了买肉从十楼爬下来等情况。法院认为，其中一些内容已被官方辟谣，另一些则是虚假内容。张文芳未经考证就发表上述言论、并被大量转阅，造成了严重恶劣的社会影响。
文件显示，张文芳发文当晚，当地警方就将其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在四月底逮捕。去年九月，她因寻衅滋事罪获刑六个月。
旅居加拿大的前北京执业律师赖建平认为，如果这位网民并未无中生有，而只是转述了一些信息，那么这样的罪名是不成立的。
“如果她只是错误地引用了别人的材料来判断一个事实或情况，并加以转述，我不认为这是在造谣。”
在湖北多地“封城”、全国各地进行封闭式管理的那段日子里，被困家中的亿万中国民众接受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通常就是互联网。有人发布求救信息、有人传播各大医院的现场视频、还有人转发一个又一个人间惨剧。
谁来悼念他们？
记者注意到，这篇题为《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的文章全文采用了“那个……的人”的句式，试图罗列国内疫情高峰期的残酷景象，包括“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那个被派出所罚写100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的人”、“那个在领导检查时，在楼上大喊‘都是假的’的人”等等。
文中的部分情节的确难以证实，但另一些事件确有发生。比如，“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指的是因在疫情初期发出警告而被当局训诫、后死于新冠肺炎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那个说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的人”指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那个写下60篇封城日记，被封号数次，被群氓围殴谩骂的人”指的是武汉作家方方。不过，这些人当中有的被官方选择性纪念、有的被网民群起攻之、还有的直接被“和谐”。
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名的的武汉市民对记者说，官宣一向报喜不报忧，即便有人仅凭网上获取的一些信息有感而发，也是人之常情，而当局却容不下这些心声。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公民记者）方斌的下落。不是说我们怕死，人都会死的，但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折磨至死，谁会不怕呢？” （其声音经过处理）
好了伤疤忘了疼？
一年前，多位试图展现武汉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被噤声，多位记录疫情百态或批评当局抗疫表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遭到舆论谴责或被捕。
武汉疫情蔓延期间，《财新》是国内少有的发布了一系列深度报道的媒体之一。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曾在去年年末发文说：“这个国家的惨痛损失变成了凯歌礼赞，教训已被忽略，甚至都看不到几个人还在追问。” 高昱的这篇文章已在中国被“和谐”。
赖建平认为，每逢大灾大难，中共都会严控舆论导向，让独立声音永远见不到光。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每一次最终都被转化成了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素材。当局很善于丧事喜办，很善于把整个社会的苦难转变成他们执政的合法性。”
中国公安部表示，截至去年2月21日，各地警方查处了5500多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及有害信息的案件。国际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随后发报告说，他们收集的近千起相关案件显示，涉案人员都是因在网上发表或分享关于新冠疫情的言论或信息而被处罚的。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在一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隔离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
那个怀有身孕花了20万最终因无力承担而被放弃治疗的人。
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
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一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
那个90岁高龄为60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个在求医院床位的微博下评论：“我家人刚过世了，空出一个床位，希望能帮到你”的人。
那个先是骂着求助者嚎丧影响心情随后又只能以同样方式呼救的人。
那个为求助而现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个被盘查时用围巾捂住嘴，因买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个用橘子皮当口罩的人。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报到的人。
那个把抵工钱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个写下“安心赴死”“是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人。
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
那个不眠不休建设完火神山医院返回村里，却被自己村人视为瘟神的人。
那个身患白血病需要去北京进行骨髓移植，却没有途径出城，痛到想要安乐死的人。
那个穿着寿衣打电话求一张床位未果，崩溃倒下的人。
那个因疫情做不了血液透析，在社区门口哀求无果跳楼自杀，自杀后6小时遗体才被拉走的人。
那个被派出所罚写100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的人。
那个未戴口罩被扇巴掌扇出血的人。
那个喊着我饿啊我要饿死了，老婆孩子都在家挨饿，想必你们肚子是饱的吧的人。
那个以养蜂为生、因疫情导致蜜蜂无法转场最后自杀的人。
那个无处收治怕感染老婆孩子，写下遗书想将自己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愿天下人不再受病痛折磨，而后留下钥匙和手机离家出走，最后死在回老家途中的人。
那个写下“死后遗体捐给国家。我老婆呢？”的人。
那个因为封城禁车只好背着妈妈四处问诊，一路走了三个小时的人。
那个把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医院，写下“生孩子已花光仅有的积蓄，走投无路流落至此”的人。
那个为了出门买肉，从10楼爬下来的人。
那个守着爷爷的尸体过了5天，并给爷爷盖上被子的孩子。
那个重症被治愈后回家发现家人都去世了，在楼顶上吊自杀了。
那个60多岁独自一人承担派出所60多个警察的采购、洗菜、做菜、洗碗、打扫厨房，最后累到在走廊里哭的人。
那个在武汉街头流浪了20多天，头发白了一半的人。
那个没钱买手机上网课，而将妈妈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一把吞下的人。
那个25岁从央视辞职，在最危险的时候去武汉直播，对着门外将要把他带走的人，背诵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的人。
那个在领导检查时，在楼上大喊“都是假的”的人。
那个从坍塌的泉州酒店救出三个孩子尸体后大哭的人。
那个写下60篇封城日记，被封号数次，被群氓围殴谩骂的人。
那个只有七八岁懵懂跟随大人队伍里为父母领取骨灰的人。
那个苦口婆心有理有据给政府公务人员打电话说病毒要防、人也要吃饭，最后轻轻叹了口气的人。
那个深受病人爱戴，因戴口罩而被医院训斥，后感染病毒死去的人。
那个说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的人。
文件显示，张文芳发文当晚，当地警方就将其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在四月底逮捕。去年九月，她因寻衅滋事罪获刑六个月。
旅居加拿大的前北京执业律师赖建平认为，如果这位网民并未无中生有，而只是转述了一些信息，那么这样的罪名是不成立的。
“如果她只是错误地引用了别人的材料来判断一个事实或情况，并加以转述，我不认为这是在造谣。”
在湖北多地“封城”、全国各地进行封闭式管理的那段日子里，被困家中的亿万中国民众接受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通常就是互联网。有人发布求救信息、有人传播各大医院的现场视频、还有人转发一个又一个人间惨剧。
谁来悼念他们？
记者注意到，这篇题为《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的文章全文采用了“那个……的人”的句式，试图罗列国内疫情高峰期的残酷景象，包括“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那个被派出所罚写100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的人”、“那个在领导检查时，在楼上大喊‘都是假的’的人”等等。
文中的部分情节的确难以证实，但另一些事件确有发生。比如，“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指的是因在疫情初期发出警告而被当局训诫、后死于新冠肺炎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那个说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的人”指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那个写下60篇封城日记，被封号数次，被群氓围殴谩骂的人”指的是武汉作家方方。不过，这些人当中有的被官方选择性纪念、有的被网民群起攻之、还有的直接被“和谐”。
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名的的武汉市民对记者说，官宣一向报喜不报忧，即便有人仅凭网上获取的一些信息有感而发，也是人之常情，而当局却容不下这些心声。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公民记者）方斌的下落。不是说我们怕死，人都会死的，但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折磨至死，谁会不怕呢？” （其声音经过处理）
好了伤疤忘了疼？
一年前，多位试图展现武汉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被噤声，多位记录疫情百态或批评当局抗疫表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遭到舆论谴责或被捕。
武汉疫情蔓延期间，《财新》是国内少有的发布了一系列深度报道的媒体之一。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曾在去年年末发文说：“这个国家的惨痛损失变成了凯歌礼赞，教训已被忽略，甚至都看不到几个人还在追问。” 高昱的这篇文章已在中国被“和谐”。
赖建平认为，每逢大灾大难，中共都会严控舆论导向，让独立声音永远见不到光。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每一次最终都被转化成了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素材。当局很善于丧事喜办，很善于把整个社会的苦难转变成他们执政的合法性。”
中国公安部表示，截至去年2月21日，各地警方查处了5500多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及有害信息的案件。国际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随后发报告说，他们收集的近千起相关案件显示，涉案人员都是因在网上发表或分享关于新冠疫情的言论或信息而被处罚的。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在一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隔离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
那个怀有身孕花了20万最终因无力承担而被放弃治疗的人。
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
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一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
那个90岁高龄为60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个在求医院床位的微博下评论：“我家人刚过世了，空出一个床位，希望能帮到你”的人。
那个先是骂着求助者嚎丧影响心情随后又只能以同样方式呼救的人。
那个为求助而现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个被盘查时用围巾捂住嘴，因买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个用橘子皮当口罩的人。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报到的人。
那个把抵工钱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个写下“安心赴死”“是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人。
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
那个不眠不休建设完火神山医院返回村里，却被自己村人视为瘟神的人。
那个身患白血病需要去北京进行骨髓移植，却没有途径出城，痛到想要安乐死的人。
那个穿着寿衣打电话求一张床位未果，崩溃倒下的人。
那个因疫情做不了血液透析，在社区门口哀求无果跳楼自杀，自杀后6小时遗体才被拉走的人。
那个被派出所罚写100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的人。
那个未戴口罩被扇巴掌扇出血的人。
那个喊着我饿啊我要饿死了，老婆孩子都在家挨饿，想必你们肚子是饱的吧的人。
那个以养蜂为生、因疫情导致蜜蜂无法转场最后自杀的人。
那个无处收治怕感染老婆孩子，写下遗书想将自己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愿天下人不再受病痛折磨，而后留下钥匙和手机离家出走，最后死在回老家途中的人。
那个写下“死后遗体捐给国家。我老婆呢？”的人。
那个因为封城禁车只好背着妈妈四处问诊，一路走了三个小时的人。
那个把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医院，写下“生孩子已花光仅有的积蓄，走投无路流落至此”的人。
那个为了出门买肉，从10楼爬下来的人。
那个守着爷爷的尸体过了5天，并给爷爷盖上被子的孩子。
那个重症被治愈后回家发现家人都去世了，在楼顶上吊自杀了。
那个60多岁独自一人承担派出所60多个警察的采购、洗菜、做菜、洗碗、打扫厨房，最后累到在走廊里哭的人。
那个在武汉街头流浪了20多天，头发白了一半的人。
那个没钱买手机上网课，而将妈妈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一把吞下的人。
那个25岁从央视辞职，在最危险的时候去武汉直播，对着门外将要把他带走的人，背诵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的人。
那个在领导检查时，在楼上大喊“都是假的”的人。
那个从坍塌的泉州酒店救出三个孩子尸体后大哭的人。
那个写下60篇封城日记，被封号数次，被群氓围殴谩骂的人。
那个只有七八岁懵懂跟随大人队伍里为父母领取骨灰的人。
那个苦口婆心有理有据给政府公务人员打电话说病毒要防、人也要吃饭，最后轻轻叹了口气的人。
那个深受病人爱戴，因戴口罩而被医院训斥，后感染病毒死去的人。
那个说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