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正在跟一百年来未见的瘟疫苦斗之际，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别具一格。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为了防疫而禁止本国公民返国并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批评者表示，中国的这种防疫措施给许多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也由此向全世界呈现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
中共主导的防疫抗疫是否值得称赞？
大约2019年12月开始在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又称武汉肺炎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严密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武汉大爆发，并随后扩散到全世界，酿成了百年未见的公共卫生大灾难。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全球疫情动态报告说，截至2021年1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八点半，世界各国总共有将近二百二十万人死于疫情，一亿二百五十二万多人感染病毒。
在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在这场全球百年不遇的大疫情中，中共当局所扮演的角色堪称令人惊讶，令人惊恐。
在这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从疫情出现之初，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当地并进而将疫情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最佳时段，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并散布误导性信息酿成疫情大爆发，进而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世界性大灾难，到疫情爆发之后采取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措施，到最近疫情再度反弹之后采取的封城措施，中共当局对待中国人生命和尊严的做法不但令文明世界感到震惊，而且也让中国公众苦不堪言。
然而，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媒体、网络水军以及听信中共当局宣传的人说，尽管中共当局的防疫抗疫措施有种种缺点，但无人可以否认中国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抗疫成就，无人可以否认这种巨大的成功使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度活力回归，这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好处，而且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福音，因此，中共当局应当为成功地控制疫情得到称赞。
但在《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看来，中共当局主导的防疫抗疫并不值得称赞；中共当局最初的隐瞒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祸害全世界，当局最初的一刀切的防疫措施非常不人道，其中包括不准疫区的人外出就医，包括报道疫区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最近被判重刑，包括为了防疫封堵染病或被怀疑染病的人家的门窗，甚至把患病的孩子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
李伟东表示，撇开上述这些惊人的所谓防疫抗疫做法不谈，仅仅就所谓的防疫效果、成果、成效来看，中共主导的防疫也没有什么好称赞的。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好称赞的。它的有效不在于这么残酷的一个都不许进，一个都不许出。有效不在于这个地方。有效在于和台湾和新西兰一样的方法。”
李伟东在这里所提到的台湾和新西兰的有效的防疫抗疫是指这这两个民主政体的防疫抗疫措施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功。在世界各国穷于应对疫情之际，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两个民主政体是通过政府基于专家意见采取的有效应措施对和全体国民积极配合而取得了防疫抗疫的令人羡慕的成就。
然而，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由于种种原因显然对台湾和新西兰的防疫成功感到不舒服。他们指出，在全世界急需参考和推广台湾的成功经验之际，中国当局操控世界卫生组织极力打压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参与。在新西兰防疫成功受到世界各国钦佩羡慕之际，中共当局宣扬从新西兰进口的冷冻牛肉中发现新冠病毒。
截至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的共识是，所谓的冷冻食品可以携带并传播新冠病毒的说法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则指出，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是非常讲政治的。为了讲政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可以不理会世界各国的专家的见解悍然宣扬进口冷冻食品携带并传播疫情病毒，也可以不理会世界各国专家的见解悍然从有非洲猪瘟疫情发生的俄罗斯进口猪肉，从而引进非洲猪瘟，给世界头号养猪大国和猪肉消费国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别具一格的防疫措施
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致命性疫情，世界各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防疫措施。在世界各国推出的严厉程度不一的防疫措施和居家令中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需要外出寻求医疗的人不在居家令的限制范围之内。
然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国当中别具一格，中国各地当局推出的封城令多是一刀切，其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使疫区的人几乎不能到外地寻求医疗，即使是他们病情危急也不能。此外，中国政府还是全世界唯一的公开阻拦在外国的公民返回中国以避免病例输入的国家。
为此，中共当局在先前采取的严厉限制海外公民回国的五个一政策（即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基础上再推出由驻外使领馆掌握决定公民归国资格的健康码的做法，即没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特别批准，中国公民就不能返回中国，即使是他们在国外生活无着，即使他们在外国生病但没有医疗保险导致他们倾家荡产也不能回国。
早些时候，中国一位老年的公民的家人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报告说，那位老者在中国发布限制公民返回中国的五个一政策之前到美国夏威夷探亲，在那里生病，因为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又不能回国，导致该他和他家在美国积累的医疗费足以使他家倾家荡产，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家归不得，继续在美国积累医疗费账单，导致老者本人和家人陷入绝望。
在另外一方面，在英国的一个年轻留学生报告则报告她本人的幸运经历说，她因为中国实行五个一政策而不能如期返回中国，因此，她在英国的留学生签证过期，她在英国逗留失去了合法身份，也失去了她在英国的医疗保险，但她的胳膊因为意外事故烫伤，她不得不求助英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并向他们承认自己在英国逗留签证过期，令她感到意外和欣喜的是，英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机构仍是给她迅速安排了免费的专业救治。
但无论如何，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截至目前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所谓成就还是明显的，不可否认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度基本回复正正常，中国的新出现的病例也一度几近清零。这就使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很多的人陷入迷惑，并感到难以评价中共的非人道的防疫抗疫措施。
多年研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学者、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自疫情从中国爆发并酿成百年不遇的世界大灾难起，就一直在密切追踪疫情的发展以及各国政府疫情的局举措所引起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问题。
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确实，有些人会对中共的野蛮的防疫措施取得的所谓成功感到难以评价，感觉不好说好，但也不好说坏，但对全世界大多人包括多大都数中国人来说，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大家都不糊涂。
胡平说：“毫无疑问，朝鲜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目确实是相当低。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有多少人羡慕（几乎完全不讲基本人权的）朝鲜？有多少人认为应该学习朝鲜？我想，这种人一定是非常少。可见大家在如何抗疫的问题上对中共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否则大家就要向朝鲜学习，把朝鲜当作榜样了。”
胡平指出，全世界大多人，包括多大都数中国人之所以在防疫的大是大非问题不糊涂，是因为他们对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这样的根本问题不糊涂。
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
胡平举出法国已故的学者福柯在其名著《规训与惩戒》中简述的历史为例。十七世纪末法国颁布的一道命令，规定一个地方发生瘟疫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其中包括要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和郊区，严禁离开疫区，违者处死。
《规训与惩戒》一书中还提到三百多年前的法国为控制疫情把疫情城市分成若干区，每个区由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街道居民行动，谁离开自己的街区就要处死；所有人都必须在家里，吃喝由当局安排，总之每个人都要在一个规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要受到监视，一切都要在当局的掌控之中。
胡平说：中共的支持者和中共的宣传机关声言别的国家应当抄中国疫情防控成功的作业，但人家法国早在三百多年前作业就做好了，至今摆在那里。今天的法国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中共当局不断强调要讲大局，抓大事，防疫抗疫眼下就是中共当局大讲的大局和狠抓的大事。在批评者和观察家们看来，中共当局为此采取了令世界各国公众感到匪夷所思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防疫做法，确实取得了令人难以言说的“成就”。
但在胡平看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说，“这种对照，一个是跟北朝鲜的对照，一个是把三百年前的法国跟三百年后的今天的法国的对照，我觉得就可以得出一个很明白的结论，这就是，大家对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抗疫防疫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封城封省的严苛做法引争议
在最新一波疫情出现之后，中国当局为防疫而采取的种种封城封省的措施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批评。吉林通化突然封城，导致30万居民陷入断粮断药的困境。河北封省，一个得急病的河北孩子被北京医院拒绝救治。
这些严酷的防疫举措导致一些观察家提出，中共的这种做法做所依据的思路跟养猪业对付猪瘟的思路类似，这就是，遇到猪瘟，不管猪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再说，中共的做法也是不管疫区人民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再说。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这种将中共的防疫跟养猪业对付猪瘟的做法相提并论的说法表示非常不以为然。李伟东表示，这种说法过于极端，过于片面，因为众所周知，中共当局根本就没有像养猪业遇到猪瘟就大规模宰杀猪一样宰杀人
李伟东说，此外，中国疫区的人有医疗需要，也不是不能在疫区得到治疗，河北那样的疫区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即使是有人需要疫区之外需求治疗被阻挡，那也是个别现象，并不是当局有意要让人死在疫区。
胡平认为，在控制疫情的时候，中共当局确实是没有像养猪业大规模屠宰猪以控制疫情一样大规模杀人，毕竟中共当局也会算经济账，大规模杀人经济上不合算，而且中共政权确实需要有人干活，有人缴税才能继续维持生存和运转。
胡平认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共应对疫情的思路跟养猪业应对猪瘟的思路是高度相似乃至高度雷同的。他说：“（中共管理人和管理猪）这两件事情一样的地方就是都不把对方当作有尊严的生物来看。回到人的问题上，现在他防疫的办法不是把老百姓都杀掉，只是采取不近人情的隔离措施。”
胡平说，中共当局采取的严酷防疫措施只是适用于普通民众，不适用于高官及其家属，中共权贵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也有最大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总统、首相、部长都有感染的，但中共的高官没有感染的，他们即使是给病毒感染，也会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且不会受到封城令的限制。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把中国当局采取的严酷防疫措施比作“壮士断腕”。胡平说，从各种意义上说，这种“壮士断腕”的防疫思路跟养猪业扑杀猪来控制猪瘟的思路别无二致，其思想基础是不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作独一无二的生命，而是当作可以任意取舍的数字。
疫情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
截至目前，面对百年不遇的、到现在还看不到尽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界各国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取得了各不相同的结果，究竟是哪种做法，哪种政策更为有效，更令公众感觉好，各国疫情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到底怎样，各国政府乃至公共卫生专家和传染病专家、统计学专家对这些问题还在摸索。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防疫措施最为严苛，最不讲人道的。中国地方当局为了防疫，仅是封堵被认为是感染病病毒的人家的门就有铁链锁门，木板钉门，焊枪焊门，沙石堵门等多种在观察家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做法。这种防疫措施也给各国主政者和各国人民带来道德难题，这就是，是否可以用非人道的方式来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
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者一直在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暗示或宣示：中国的做法虽然引起非议，但中国取得的防疫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看看美国，空喊人权，疫情死亡超过四十万，而且死亡人数还在继续快速上升，这是明摆着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其他国家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中国国内外的人也无权为中共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保障人民最大的利益）说三道四。
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之所以在一年前推出非人道的封城措施，在一年之后疫情反弹之际重新祭出非人道的封城措施，就是因为中国国内外对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没有多少严厉的谴责，许多中国人甚至也以公开的和私下的方式表示认同中共的这种不人道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毕竟行之有效，无可厚非，因此中共才会一再有恃无恐地、甚至是骄傲地采取这种残暴做法。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幸的是上述观察家们的看法大概是不错的。在他看来，七十多年来中共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关心基本人权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压，这就造成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明显也十分切身的恶果。
王军涛说：“中国公众养成了一个心态，即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对别人的死活也漠不关心，因为关心这个实际上上会影响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我就这么想，看到那个（在河北生命垂危但不能进北京治病的）孩子的事情，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心里不会感到舒服，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感到十分气愤，但他们不敢管，或者也管不了。”
王军涛还指出，中国公众之所以大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乃至认同中共的防疫做法也是因为中国公众被中共的误导性宣传所迷惑，错以为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疫情使美国变成了难以令人忍受地狱，中国公众不知道即使在美国的疫情重灾区的纽约，公众的生活还是基本如常，公众的基本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只是大家现在都变得更加小心，要遵守社交距离之类的规定，总而言之，美国或世界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中国的那种为了防疫要忍受监狱般的生活的情况。
学者胡平也承认，中共当局之所以反复敢于并乐于采取不管具体个人死活的防疫手段，并且会在可见的将来继续采取这种把人不当人的手段，确实是跟中国人/华人的基本人权理念缺乏有一定的关系。他说：“（许多中国人/华人）不把别人当作有个人尊严的人来尊重，多少接受这种（不尊重他人尊严和生命的）想法，至少是对这种想法不是那么反感，才会有这种状况。”
被潘金莲灌毒药的武大郎？
在胡平发出上述感叹的同时，中国一位网民因家人遭受了他们所说的非人道防疫措施待遇痛定思痛，从基本人权的角度向中国公众提出了如下的讨论题：
1. 在非疫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作为防疫措施，以牺牲公民权利与正常生活为代价，换得的是什么？投入与产出如何比较？尤其是在医院这样的重要公共机构。
2.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措施越捏越紧，调正与修改的依据是什么？各地管理措施是否有通过民主程序，或从法律上是否有据可循？
3.政策制定实施后与基层情况是否有磨合期？如有建议和求助该通过何种渠道，如何保证有效解决？
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发表的这一讨论题已经被禁止回应。原先的回应则被全部隐藏或删除。熟悉中共网路舆论控制的人说，中共当局没有删除上述的讨论题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在中共当局采取的严厉防疫措施令文明世界感到震惊之际，一位因职业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要中国人吞下防疫抗疫的苦药，犹如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杀人犯潘金莲用毒药毒杀丈夫武大郎。
这位华人在回答美国之音书面提问的时候写道：“像金莲喂大郎药一样： ‘大郎先把药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当局目前对中国人民用的金莲妙法。中国人民就是大郎啊，已经没有力气说不了。”
中共被指玩毛泽东的老把戏
但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大都认为，在中共严酷统治下的中国人富有幽默感，尤其是富有黑色幽默感，这有近日来中国网络间流传的讽刺中共当局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的段子为证：
卫健委：高风险的要隔离/ 中风险的要核酸测试 / 低风险的没事。
省里：高风险的不要回来 / 中风险的要核酸测试+居家隔离 / 低风险的要核酸测试。
市里：高风险的不要回来 / 中风险的要核酸测试+集中隔离+居家隔离 /低风险的要核酸测试+居家隔离。
镇里：高风险的不要回来 / 中风险的也不要回来 /低风险的要核酸测试+集中隔离+居家隔离。
村里：滚。
或许是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引起太多民怨和讽刺抨击的缘故，近日来，中共当局又通过中共当党报《人民日报》这样的所谓中央级媒体发布中共政府高官的批评意见，即防疫措施“不能擅自加码，层层加码，不能一刀切。”
有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显然是在玩弄毛泽东当年的老把戏，这就是，在所谓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导致饿死人的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的老部下、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此提出委婉的批评意见随即遭到毛泽东的无情打击，但毛泽东随后又在中共党内转发一份下级干部提出的跟彭德怀高度相似的意见，并号召中共各级干部说实话，报实情。
但中共各级干部眼看着彭德怀的下场，无人敢说实话，报实情，更不敢对毛泽东的瞎指挥提出批评或反对，生产大跃进运动于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继续进行，中国几千万人在毛泽东如此制造的经济灾难和人造大饥荒中饿死。
1962年1月，在大饥荒过后，毛泽东含糊其辞地承认他犯了错误，但他提拔的新国防部长林彪则在当时举行的中共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则发表讲话则，声言先前中共犯的错误，包括大跃进的错误都是下级干部没有能正确的执行毛泽东指示造成的。林彪随即成为中国第二号权势人物。
2021年1月，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在关注中共高官和官方级媒体有关“不能擅自加码，层层加码，不能一刀切”的说法，究竟是习近平为了给自己打掩护，还是习近平当局确实是意识到了截至目前的中共防疫措施确实是非人道并受到文明世界的鄙视，因此不应当继续坚持。
在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在这场全球百年不遇的大疫情中，中共当局所扮演的角色堪称令人惊讶，令人惊恐。
在这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从疫情出现之初，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当地并进而将疫情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最佳时段，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并散布误导性信息酿成疫情大爆发，进而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世界性大灾难，到疫情爆发之后采取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措施，到最近疫情再度反弹之后采取的封城措施，中共当局对待中国人生命和尊严的做法不但令文明世界感到震惊，而且也让中国公众苦不堪言。
然而，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媒体、网络水军以及听信中共当局宣传的人说，尽管中共当局的防疫抗疫措施有种种缺点，但无人可以否认中国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抗疫成就，无人可以否认这种巨大的成功使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度活力回归，这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好处，而且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福音，因此，中共当局应当为成功地控制疫情得到称赞。
但在《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看来，中共当局主导的防疫抗疫并不值得称赞；中共当局最初的隐瞒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祸害全世界，当局最初的一刀切的防疫措施非常不人道，其中包括不准疫区的人外出就医，包括报道疫区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最近被判重刑，包括为了防疫封堵染病或被怀疑染病的人家的门窗，甚至把患病的孩子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
李伟东表示，撇开上述这些惊人的所谓防疫抗疫做法不谈，仅仅就所谓的防疫效果、成果、成效来看，中共主导的防疫也没有什么好称赞的。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好称赞的。它的有效不在于这么残酷的一个都不许进，一个都不许出。有效不在于这个地方。有效在于和台湾和新西兰一样的方法。”
李伟东在这里所提到的台湾和新西兰的有效的防疫抗疫是指这这两个民主政体的防疫抗疫措施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功。在世界各国穷于应对疫情之际，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两个民主政体是通过政府基于专家意见采取的有效应措施对和全体国民积极配合而取得了防疫抗疫的令人羡慕的成就。
然而，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由于种种原因显然对台湾和新西兰的防疫成功感到不舒服。他们指出，在全世界急需参考和推广台湾的成功经验之际，中国当局操控世界卫生组织极力打压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参与。在新西兰防疫成功受到世界各国钦佩羡慕之际，中共当局宣扬从新西兰进口的冷冻牛肉中发现新冠病毒。
截至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的共识是，所谓的冷冻食品可以携带并传播新冠病毒的说法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则指出，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是非常讲政治的。为了讲政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可以不理会世界各国的专家的见解悍然宣扬进口冷冻食品携带并传播疫情病毒，也可以不理会世界各国专家的见解悍然从有非洲猪瘟疫情发生的俄罗斯进口猪肉，从而引进非洲猪瘟，给世界头号养猪大国和猪肉消费国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别具一格的防疫措施
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致命性疫情，世界各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防疫措施。在世界各国推出的严厉程度不一的防疫措施和居家令中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需要外出寻求医疗的人不在居家令的限制范围之内。
然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国当中别具一格，中国各地当局推出的封城令多是一刀切，其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使疫区的人几乎不能到外地寻求医疗，即使是他们病情危急也不能。此外，中国政府还是全世界唯一的公开阻拦在外国的公民返回中国以避免病例输入的国家。
为此，中共当局在先前采取的严厉限制海外公民回国的五个一政策（即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基础上再推出由驻外使领馆掌握决定公民归国资格的健康码的做法，即没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特别批准，中国公民就不能返回中国，即使是他们在国外生活无着，即使他们在外国生病但没有医疗保险导致他们倾家荡产也不能回国。
早些时候，中国一位老年的公民的家人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报告说，那位老者在中国发布限制公民返回中国的五个一政策之前到美国夏威夷探亲，在那里生病，因为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又不能回国，导致该他和他家在美国积累的医疗费足以使他家倾家荡产，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家归不得，继续在美国积累医疗费账单，导致老者本人和家人陷入绝望。
在另外一方面，在英国的一个年轻留学生报告则报告她本人的幸运经历说，她因为中国实行五个一政策而不能如期返回中国，因此，她在英国的留学生签证过期，她在英国逗留失去了合法身份，也失去了她在英国的医疗保险，但她的胳膊因为意外事故烫伤，她不得不求助英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并向他们承认自己在英国逗留签证过期，令她感到意外和欣喜的是，英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机构仍是给她迅速安排了免费的专业救治。
但无论如何，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截至目前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所谓成就还是明显的，不可否认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度基本回复正正常，中国的新出现的病例也一度几近清零。这就使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很多的人陷入迷惑，并感到难以评价中共的非人道的防疫抗疫措施。
多年研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学者、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自疫情从中国爆发并酿成百年不遇的世界大灾难起，就一直在密切追踪疫情的发展以及各国政府疫情的局举措所引起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问题。
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确实，有些人会对中共的野蛮的防疫措施取得的所谓成功感到难以评价，感觉不好说好，但也不好说坏，但对全世界大多人包括多大都数中国人来说，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大家都不糊涂。
胡平说：“毫无疑问，朝鲜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目确实是相当低。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有多少人羡慕（几乎完全不讲基本人权的）朝鲜？有多少人认为应该学习朝鲜？我想，这种人一定是非常少。可见大家在如何抗疫的问题上对中共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否则大家就要向朝鲜学习，把朝鲜当作榜样了。”
胡平指出，全世界大多人，包括多大都数中国人之所以在防疫的大是大非问题不糊涂，是因为他们对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这样的根本问题不糊涂。
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
胡平举出法国已故的学者福柯在其名著《规训与惩戒》中简述的历史为例。十七世纪末法国颁布的一道命令，规定一个地方发生瘟疫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其中包括要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和郊区，严禁离开疫区，违者处死。
《规训与惩戒》一书中还提到三百多年前的法国为控制疫情把疫情城市分成若干区，每个区由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街道居民行动，谁离开自己的街区就要处死；所有人都必须在家里，吃喝由当局安排，总之每个人都要在一个规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要受到监视，一切都要在当局的掌控之中。
胡平说：中共的支持者和中共的宣传机关声言别的国家应当抄中国疫情防控成功的作业，但人家法国早在三百多年前作业就做好了，至今摆在那里。今天的法国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中共当局不断强调要讲大局，抓大事，防疫抗疫眼下就是中共当局大讲的大局和狠抓的大事。在批评者和观察家们看来，中共当局为此采取了令世界各国公众感到匪夷所思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防疫做法，确实取得了令人难以言说的“成就”。
但在胡平看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说，“这种对照，一个是跟北朝鲜的对照，一个是把三百年前的法国跟三百年后的今天的法国的对照，我觉得就可以得出一个很明白的结论，这就是，大家对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抗疫防疫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封城封省的严苛做法引争议
在最新一波疫情出现之后，中国当局为防疫而采取的种种封城封省的措施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批评。吉林通化突然封城，导致30万居民陷入断粮断药的困境。河北封省，一个得急病的河北孩子被北京医院拒绝救治。
这些严酷的防疫举措导致一些观察家提出，中共的这种做法做所依据的思路跟养猪业对付猪瘟的思路类似，这就是，遇到猪瘟，不管猪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再说，中共的做法也是不管疫区人民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再说。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这种将中共的防疫跟养猪业对付猪瘟的做法相提并论的说法表示非常不以为然。李伟东表示，这种说法过于极端，过于片面，因为众所周知，中共当局根本就没有像养猪业遇到猪瘟就大规模宰杀猪一样宰杀人
李伟东说，此外，中国疫区的人有医疗需要，也不是不能在疫区得到治疗，河北那样的疫区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即使是有人需要疫区之外需求治疗被阻挡，那也是个别现象，并不是当局有意要让人死在疫区。
胡平认为，在控制疫情的时候，中共当局确实是没有像养猪业大规模屠宰猪以控制疫情一样大规模杀人，毕竟中共当局也会算经济账，大规模杀人经济上不合算，而且中共政权确实需要有人干活，有人缴税才能继续维持生存和运转。
胡平认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共应对疫情的思路跟养猪业应对猪瘟的思路是高度相似乃至高度雷同的。他说：“（中共管理人和管理猪）这两件事情一样的地方就是都不把对方当作有尊严的生物来看。回到人的问题上，现在他防疫的办法不是把老百姓都杀掉，只是采取不近人情的隔离措施。”
胡平说，中共当局采取的严酷防疫措施只是适用于普通民众，不适用于高官及其家属，中共权贵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也有最大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总统、首相、部长都有感染的，但中共的高官没有感染的，他们即使是给病毒感染，也会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且不会受到封城令的限制。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把中国当局采取的严酷防疫措施比作“壮士断腕”。胡平说，从各种意义上说，这种“壮士断腕”的防疫思路跟养猪业扑杀猪来控制猪瘟的思路别无二致，其思想基础是不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作独一无二的生命，而是当作可以任意取舍的数字。
疫情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
截至目前，面对百年不遇的、到现在还看不到尽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界各国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取得了各不相同的结果，究竟是哪种做法，哪种政策更为有效，更令公众感觉好，各国疫情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到底怎样，各国政府乃至公共卫生专家和传染病专家、统计学专家对这些问题还在摸索。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防疫措施最为严苛，最不讲人道的。中国地方当局为了防疫，仅是封堵被认为是感染病病毒的人家的门就有铁链锁门，木板钉门，焊枪焊门，沙石堵门等多种在观察家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做法。这种防疫措施也给各国主政者和各国人民带来道德难题，这就是，是否可以用非人道的方式来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
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者一直在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暗示或宣示：中国的做法虽然引起非议，但中国取得的防疫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看看美国，空喊人权，疫情死亡超过四十万，而且死亡人数还在继续快速上升，这是明摆着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其他国家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中国国内外的人也无权为中共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保障人民最大的利益）说三道四。
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之所以在一年前推出非人道的封城措施，在一年之后疫情反弹之际重新祭出非人道的封城措施，就是因为中国国内外对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没有多少严厉的谴责，许多中国人甚至也以公开的和私下的方式表示认同中共的这种不人道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毕竟行之有效，无可厚非，因此中共才会一再有恃无恐地、甚至是骄傲地采取这种残暴做法。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幸的是上述观察家们的看法大概是不错的。在他看来，七十多年来中共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关心基本人权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压，这就造成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明显也十分切身的恶果。
王军涛说：“中国公众养成了一个心态，即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对别人的死活也漠不关心，因为关心这个实际上上会影响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我就这么想，看到那个（在河北生命垂危但不能进北京治病的）孩子的事情，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心里不会感到舒服，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感到十分气愤，但他们不敢管，或者也管不了。”
王军涛还指出，中国公众之所以大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乃至认同中共的防疫做法也是因为中国公众被中共的误导性宣传所迷惑，错以为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疫情使美国变成了难以令人忍受地狱，中国公众不知道即使在美国的疫情重灾区的纽约，公众的生活还是基本如常，公众的基本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只是大家现在都变得更加小心，要遵守社交距离之类的规定，总而言之，美国或世界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中国的那种为了防疫要忍受监狱般的生活的情况。
学者胡平也承认，中共当局之所以反复敢于并乐于采取不管具体个人死活的防疫手段，并且会在可见的将来继续采取这种把人不当人的手段，确实是跟中国人/华人的基本人权理念缺乏有一定的关系。他说：“（许多中国人/华人）不把别人当作有个人尊严的人来尊重，多少接受这种（不尊重他人尊严和生命的）想法，至少是对这种想法不是那么反感，才会有这种状况。”
被潘金莲灌毒药的武大郎？
在胡平发出上述感叹的同时，中国一位网民因家人遭受了他们所说的非人道防疫措施待遇痛定思痛，从基本人权的角度向中国公众提出了如下的讨论题：
1. 在非疫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作为防疫措施，以牺牲公民权利与正常生活为代价，换得的是什么？投入与产出如何比较？尤其是在医院这样的重要公共机构。
2.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措施越捏越紧，调正与修改的依据是什么？各地管理措施是否有通过民主程序，或从法律上是否有据可循？
3.政策制定实施后与基层情况是否有磨合期？如有建议和求助该通过何种渠道，如何保证有效解决？
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发表的这一讨论题已经被禁止回应。原先的回应则被全部隐藏或删除。熟悉中共网路舆论控制的人说，中共当局没有删除上述的讨论题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在中共当局采取的严厉防疫措施令文明世界感到震惊之际，一位因职业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要中国人吞下防疫抗疫的苦药，犹如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杀人犯潘金莲用毒药毒杀丈夫武大郎。
这位华人在回答美国之音书面提问的时候写道：“像金莲喂大郎药一样： ‘大郎先把药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当局目前对中国人民用的金莲妙法。中国人民就是大郎啊，已经没有力气说不了。”
中共被指玩毛泽东的老把戏
但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大都认为，在中共严酷统治下的中国人富有幽默感，尤其是富有黑色幽默感，这有近日来中国网络间流传的讽刺中共当局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的段子为证：
卫健委：高风险的要隔离/ 中风险的要核酸测试 / 低风险的没事。
省里：高风险的不要回来 / 中风险的要核酸测试+居家隔离 / 低风险的要核酸测试。
市里：高风险的不要回来 / 中风险的要核酸测试+集中隔离+居家隔离 /低风险的要核酸测试+居家隔离。
镇里：高风险的不要回来 / 中风险的也不要回来 /低风险的要核酸测试+集中隔离+居家隔离。
村里：滚。
或许是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引起太多民怨和讽刺抨击的缘故，近日来，中共当局又通过中共当党报《人民日报》这样的所谓中央级媒体发布中共政府高官的批评意见，即防疫措施“不能擅自加码，层层加码，不能一刀切。”
有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显然是在玩弄毛泽东当年的老把戏，这就是，在所谓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导致饿死人的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的老部下、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此提出委婉的批评意见随即遭到毛泽东的无情打击，但毛泽东随后又在中共党内转发一份下级干部提出的跟彭德怀高度相似的意见，并号召中共各级干部说实话，报实情。
但中共各级干部眼看着彭德怀的下场，无人敢说实话，报实情，更不敢对毛泽东的瞎指挥提出批评或反对，生产大跃进运动于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继续进行，中国几千万人在毛泽东如此制造的经济灾难和人造大饥荒中饿死。
1962年1月，在大饥荒过后，毛泽东含糊其辞地承认他犯了错误，但他提拔的新国防部长林彪则在当时举行的中共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则发表讲话则，声言先前中共犯的错误，包括大跃进的错误都是下级干部没有能正确的执行毛泽东指示造成的。林彪随即成为中国第二号权势人物。
2021年1月，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在关注中共高官和官方级媒体有关“不能擅自加码，层层加码，不能一刀切”的说法，究竟是习近平为了给自己打掩护，还是习近平当局确实是意识到了截至目前的中共防疫措施确实是非人道并受到文明世界的鄙视，因此不应当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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