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海外有许多华人把中国大陆迟迟未能走上民主大道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落后。他们特别指责孔孟的儒家学说，以为那就是封建专制的由来，孔孟就是封建帝王的御用文人。这个认识在中国大陆也大有人在，而且不只是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喊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持这种观点的人，总是说不要怪罪哪个政府专制施暴，我们的文化就是孳生专制极权的土壤。这就把人们推倒专制，追求民主的视线与力量，从政治现实引向了文化历史，掩护了那些正在抵挡民主潮流，坚持独裁专制的真凶。如果到现实中细察一下，不难发现，所有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施行民主，没有信心；而对追究历史，也并不热心。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其代表人物及其著述，已经经过了两千多年。不管他们当时说了什么，后人争气不争气，民主不民主，他们哪能管得了呢？要把自己的不争气，没有走上民主之路的原因归咎于他们，难道不荒唐吗？有人说：是他们的文化思想束缚了后人的思想。那么，孔孟若反问一句：你说我们的哪些话是要后人推行专制，不要民主的呢？此人恐怕就难以回答了。原来他不过人云亦云。专制就是施暴，而先秦儒学的中心思想是“仁”，反对“施暴”。正因为如此，孔孟诸师徒虽周游列国，而终不为所用。如果他们的思想真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那么当时的君王为何都弃而不用？后来的朱元璋甚至说，孟子若活着，格杀不容。他还亲手删除了《孟子》中他最不能容的“民为贵”等80多处。原来孔孟学说以至整个先秦文化蕴含了许多可贵的民主意识。
１.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四个字最能表现儒家对于社会制度的基本构想，至今没有谁能提出比它更好的设想。世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可能会走近那个境界。那不是“封建专制”四个字，而恰恰是与封建专制的家天下，党天下相对立的。这句话源于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的《大同》篇，是儒家对于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设想。文章开头是孔子（公元前５５１－４２９年）对于自己没逢盛世的慨叹，接着就假托远古，展开了对那个理想盛世的设想。原文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说人类理想的美好盛世，天下是天下人所公有的。那么谁来管理天下？它提出了“选贤与能”，即经民主选举出来的德才兼备者。在人际关系上，他提出“讲信修睦”，即讲究诚信，营造和睦关系。人们不只是善待自己的亲人，也要同样地善待别人，这就是“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意思。对于社会人的分工与待遇，他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老人有一个善终的归宿，成年人都有发挥才智的地方，小孩能得到适时的教育，鳏寡孤独病残的人也都衣食无忧。男有所事，女有所归。一个社会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可以称得上民主，文明和幸福了。可文章并未止于此，它对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秩序，还有进一步的设想与描述。他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财物只怕浪费在外，而不必藏在自己家里；劳力只怕不是自己奉献，而不必专为己有。你看这个思想境界高不高？正因为物质精神境界都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社会秩序就好了，没有阴谋暴乱，偷盗抢劫，甚至离家外出都不必关门。最后文章把这个境界归结为“大同”，意思就是说这个境界就是世界大同。
《礼记‧礼运》在《大同》篇结束之后，紧接着开始了一个以“是谓小康”为接尾的下段，描写孔子不得已而身在其中的当时的社会状况。那段话的原文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的大意是说：可惜当今，理想盛世不存在了。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实行着世袭制度，人们个为个，极力占有财产。统治者制定许多礼制法规来约束人民，调整关系，以求百姓顺从，天下稳定。但社会秩序还是很乱，人民遭殃。
在这个“大同”和“小康”的对比中，孔子明显地表现了对于前者的向往和对后者的无耐，与后世专制主义者讳言大同而力倡小康正好相反。
对于2500年前先儒的这种思想，我们能指责什么？它哪儿有一点提倡封建专制的意思？孔子一向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大同》这篇仅有141个字的文章和已成为一本书的《共产党宣言》相比，除了没宣扬暴力之外，对于社会的基本制度－－共和，民主，社会道德，社会分工，社会保障，社会秩序，都有精辟的陈述，比《共》充实，明确得多。而《共》则相反，通篇充满了“暴力”，“压迫”，“消灭”，“统治”，“专政”等血腥词眼，而真正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儿，却几乎只字未提。
有人或许说《大同》没有指出生产关系上的分配方式。在这一点上，孔子恰恰又想到马克思前面去了。他在另一处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可见孔子反对贫富悬殊，更不容忍富人对穷人的压迫剥削。他的一切思想都是从“仁”出发的。“仁”是什么？就是今天西方所说的“博爱”。只有暴君，暴徒才厌恶和害怕这种思想。今天的人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统治和专政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
２. 民贵君轻
孟子（公元前３７２－２８９年）是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位儒学大师。他与当时的齐宣王，梁惠王等有过多次的直接对话。在那时候，他充分发挥了孔子的“仁”与“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了人民的权利。民贵君轻就是他提出来的，见于《孟子》（以下凡孟语均见《孟子》）。原文是：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社子稷，则变置。”这话的意思是说：人民最可贵，国家在次，君主更在其次。得民心的才能成为天子，得天子心的才能成为诸侯，得诸侯心的才能成为大夫。诸侯若危害国家社会，就撤换他。他这里强调的是不得民心不能为天子。
孟子还认为有失民心的天子，人们就可以推翻它。有这样一个故事，说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放逐了夏桀，周武王讨伐了商纣，有这事吗？”孟子答道：“传记上有这回事”，齐宣王又问：“臣民能杀他的君王吗?”孟子回答说：“伤害人道的人叫贼，伤害义礼的人叫残，残贼之类的人叫一夫，我听说诛灭了一个一夫商纣，没听说过犯上杀了一个君主。”
孟子认为待民善者谓之天子──君，待民恶者谓之一夫，一夫被打倒是应该的。他能把君民关系想到这个程度，不说他是民主主义者，至少堪称先知先觉。230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元首不是这样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的关系的。
孟子的话，是那些坚持独裁专制的君王不能接受的。他能直面君王慷概陈词，勇气可嘉。从另一方面来讲，没人杀他，没人抓他，也没人把他打成颠覆国家罪，可见先秦时期，言论禁忌还没有后世苛暴。
３.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
对于“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人，如何执政，孟子有一套几乎近于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民主程序。他对梁惠王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这段话的意思首先是说，执政者用人只能以贤为准，不能唯亲，不能唯尊。必要的时候，可以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密切的。这一点就是今天民主国家也未必能作好。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执政者对于人事的处理要慎重，不可轻率，独断专行，不能偏信偏从。身边的人都说这个人好，不可认定；众大夫都说他好，也不可认定；如果老百姓都说他好，那去实地考察一下，看他是不是确实好，再录用他。如果身边的人都说他不好，别听；众大夫都说他不好，也别听；如果老百姓都说他不好，那就实地考察一下，看他是不是确实不好，如果是，就不要再用他了。身边的人都说这人该杀，别听；众大夫说他该杀，也别听；如果老百姓说他该杀，那就实地考察一下，如果确实该杀，那就杀了他。
一个2300多年前的人能直面统治者，把人民的权力阐述到这种程度，他的睿智与勇气，令我非常敬佩。他把“天下为公”具体化了。他虽没有提到“议会表决”这样的词，但他的想法已接近今天的民主议会程序。不难理解为什么“天下为公”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不为君王所接受，孟子也像孔子一样一生不得志。
４. 保民之王 莫之能御也
现在的国家元首几乎无不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人民的。其实要检验真假很容易，看他是否尊重民权民生。孟子强调的民权，上文已经说过，孟子对于民生的阐述更多。他强调人民的生计，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他认为好的君主给予百姓的财产必须使他能够上养父母，下养妻子儿女,好年成得温饱，坏年成也不会有人饿死。他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说：君王如果做到了使老人吃好，穿好,老百姓不饥不寒,那天下人没有不拥戴你的。孟子还对齐宣王说过:“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意思是说,如果能因爱护百姓而强大，那就没人能与你为敌了。有人可能要指责孟子是向君主进言，劝恶人行善，与虎谋皮。这人还真说对了，没听说过哪个君主采用孔孟学说的。孔孟这样操劳，甚至把自己弄得没饭吃。他们与封建君主并不同路。他们不是民主的敌人，他们的学说也不应该被贬为封建专制文化。
孟子也是十分痛恨贫富悬殊的，特别痛恨君王不顾人民死活,贪图自己的奢华享受。他有一次问齐宣王：“用刀把儿杀人与刀口儿杀人有什么不同?”答:“没什么不同。”又问;“用刀口儿杀人和用政令杀人有什么不同?”又答;“没什么不同。”于是孟子进一步说：“今天你厨房里有香喷喷的肉食,你的马圈里有肥壮的马匹,而百姓却面有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不就等于领着野兽来吃人吗!” 对于这位终年84岁的老翁的这些思想，我们后人还有什么可指责他的呢？
５.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先秦时期，不只孔孟学说中蕴含着可贵的民主意识，许多非孔孟的著作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意识。这里我们先从《左传》中选讲一个故事吧。故事的名子叫“子产不毁乡校”。子产（公元前５８１－５２２）是郑国的卿相；毁，是撤销，砸烂的意思；乡校是乡里公共集会的场所。
故事说的是：郑国有些人时常到乡校那里游玩，聚在一起议论政府的行为。子产的手下有一个叫然明的人对子产说：“砸烂乡校吧。”子产问: “为什么？那些人早晚聚在一起，议论我们工作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做，他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改正。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何必要去毁掉它？我听说过人应该用好的行为去减少别人的怨恨，而没听说过用耀武扬威来阻止别人怨恨的。要想阻止还不容易吗?但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大水一样，大口子崩溃，必然伤人众多，难以救治，不如放开小口子疏导，让我们把它当成医药良方来听取。”2560年前，我们的先人能有这样的思想，不管他是谁，都是难能可贵的。
６. 齐王纳谏
《战国策》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叫“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威王（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０）手下的臣子。讽，劝导的意思；纳谏，采纳批评意见。这是邹忌劝说齐威王采纳批评意见的故事。
邹忌身高八尺有余，相貌漂亮，早晨起来穿衣戴帽，照镜子，然后对他的妻子说：“我和城北徐公哪个漂亮?”妻子说：“你漂亮得很，徐公怎么赶得上你呢！”城北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又问他的妾：“我和徐公哪个漂亮些?”妾说：“徐公怎么赶得上你呢?”隔日，有客人来，交谈中他又问客人：“我和徐公哪个漂亮些?”客人说：“徐公不如你漂亮。”第二天，徐公来了，他仔细观察徐公，觉得自己不如他，又照镜子看，觉得相差甚远。晚上他躺在床上想：妻子说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说我漂亮，是怕我；客人说我漂亮，是有求于我。
于是上朝见威王，说：“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都说我比城北徐公美。现在齐国的土地方圆上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镇，宫庭里的人，没有不偏爱您的，朝庭的臣子们没有不怕您的，四境之内的人，没有不有求于您的。由此看来，您受到的蒙蔽很大呀！”威王说：“你说得好啊。”于是下令说：“官员百姓有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受上等奖赏；有写信批评我的，受中等奖赏；有在外议论让我听到的，受下等奖赏。”命令才出来的时候，上门提意见的人很多，门前就像街市一样；几个月后，还有人来提意见；一年以后，人们想提意见也没话可说了。韩，赵，燕，魏各国听说此事，都到齐国来朝拜。这就是所谓的不出朝庭而取胜的故事。
历史事实未必完全如此，但这个故事给后人的启示是弥足珍贵的。讲民主，十几亿人有十几亿个智慧；不讲民主，十几亿人中就只有几个智慧。
结语
这里从先秦古籍中选录了几个例子，距今最近的也有2300多年了。不管当初出于何人，都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即使有人不承认它与今天的民主思想相近，但也无法抹杀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重民权，重民生的民主意识。把中国迟迟未能走上民主道路的罪责归于中国古代文化，归于先儒，不仅是不公正的，客观上为专制强权打了掩护。我国文化中的确有糟粕的东西，有维护帝制皇权的部分，但那都是历代帝王强加进去的文化糟粕。“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思想之所以被掩盖，未能发扬，是专制强权造成的。孔子孟子之所以终生不得志，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处在专制强权之下，不过那时的专制比后世的宽松得多，百姓有说话的自由，指责了君王也没有被抓进监狱的。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夹带泥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孔孟之道也并非净如清水，但其中的精华部分，汇集了古代先人的智慧和道德修养。孙中山先生就是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精华，并以它为基础，吸收了西方现代民主思想与实践经验，而创立了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他的口号“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就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可惜，他被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打败了。人类在世界各地实践马克思主义近200年失败后，终于在1988年来自世界7５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的宣言上，写道: “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吸取智慧”。世界尚且如此看重我们的古代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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