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侵华，今天当然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建立霸权，掠夺领土和资源。
但是在当初，日本人曾经制造了种种荒唐可笑的“逻辑”和借口。这些逻辑当中最荒唐的，莫过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蜡山正道的言论。他说，中国“拒绝邻邦日本的提携，反而连苏容共，向西欧帝国主义国家求援，扰乱了东亚的秩序。”[1]也就是说，中国拒绝了日本的善意提携，恶意向苏联和欧美求助，扰乱了国际秩序，日本不得不出兵。可惜的是，日本人的这些“逻辑”，直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高度认同。
日本军国主义在全面侵华前，曾经无数次向全世界声称他们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一是为了应对苏联势力东扩，对日本战略生存空间的挤压，二是在“帮助”中国，防止中国走上错误的道路。
日本人说，苏联向东扩展影响，向中国等国输出革命，严重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因此日本出兵中国，是为日本国的生存和国家荣誉，不得不战：“日本之战于华北，为生存而争，为荣辱而战”。[2]
东条英机在东京受审时，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称“日本的生存空间太小，不得已才选择扩张生存空间”。
日本人说，他们先发制人，是迫不得已，是为“防共”，防止中国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张皓在论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建设“新日本”》中引用了大量资料。比如《盛京时报》宣称：“近百年来，日本之忧常在北方。甲午之役，三国之干涉，日俄战争，其祸因为强俄。今日外蒙与新疆，悉为苏俄所掩有，则‘满洲国’不得不受直接威胁，而华北首当其冲。现在苏俄虽困于内讧，其赤化世界之雄图未曾放弃。殷鉴不远，请看西班牙！日本之争华北，未始非先发制人、未雨绸缪之计。一言以蔽之，尽于‘防共’二字而已。”[3]
近卫文麿指责“中国目前对日本的敌对和蔑视具有第三国际背景。”，宣称“问题的根本是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应合作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4]
近卫文麿宣称：“日本外交在安定东亚。所最重视者，在赤化势力之进出。华北治安，日本有重大关系，防止由外蒙进来之赤化势力，以谋东亚安定。” [5]
日本打着所谓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旗号，积极地推动“亚洲主义”，说日本与中国文化上同源，因此应该追随日本。
日本人说，日本在东亚是大国，“负有维持东亚和平治安的义务”。日本基于责任心，“为着东亚大同起见，无日不希望中国向上”，日本对中国，就像父亲兄长对儿子弟弟一样关爱：“无时不在尽力图谋日华亲善，日本对于中国那种亲切的热忱，好像父兄望自己的子弟学好一样恳切”。
然而，中国不但不感戴日本的帮助，不考虑与日本同文同种情同手足的关系，反而倒向了苏联：“老大中国不但毫无长进，而且每况愈下了，到了最近几年，反而倒行逆施，联俄容共，情甘赤化起来，以致日本几十年来的苦心，全都付诸流水，悲痛之余，未免转为切齿之恨了”。日本“看着这孺子实在有点不可教”，“为着维持东亚和平治安计，不得不用正义之剑，斩此害群之马”，“断然决然地大加膺惩”。[6]
基于这个逻辑，日本反复指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接近苏联是“为着自己的地盘，想满足独裁独善的欲望，竟敢认贼作父，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因此迫不得已，忍无可忍，只能断然发动全面战争，以防止中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人说，他们要帮助中国抵御两个外来势力。除了中国一起抵抗共产国际这个“赤化”的“危险的”国际组织，还要帮助中国抵抗欧美帝国主义。
日本人指责，国民政府除了靠近苏联外，还竭力寻求欧美的援助以抵抗日本，才导致了七七事变的发生。七七事变之夜下令攻打驻防卢沟桥第２９军部队的日本驻屯军第１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宣称：中国人“对于日本力主东洋和平而忍耐自重的态度，误认为日本软弱无力，只要有苏、英的援助，对付日本没有问题，所以他们高叫打倒日本，从而导致了目前的结果”[7]。
所以他们对华作战之目的是“拯救”中国于欧美的压迫和侵略中。近卫文麿在日军对北平发起总攻之日即７月２７日发表演讲：“中国领土之保全，在拯救邻邦，使其免欧美之侵略。今日之事态，若不幸延长，则无殊用亚东人之手，断亚东人之生机。余屡言中国方面须届时猛然反省，亟返亚东人本来之面目者，其意实在此焉。”[9]
二
为了侵略中国，日本炮制出了“满洲特殊权益论”，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东北离日本很近，如果被俄国占领，会影响到日本的生存，所以日本必须要占有。日本外交史专家信夫淳平认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都将满洲看成是日本的接壤地，是关乎日本国防和经济命运的重大利害要地。在信夫看来，“我国在支那既往的特殊权益正在受到欧洲列强势力东渐的侵害，而支那自身无抵抗之力，因此，我国才不得已，亲自采取防卫的措施”。[11]
日本侵华是分几步走的。第一步，是悍然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军队没有任何抵抗，日本因此顺利地占领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
但是，成立了伪满后，日本并不满足，接着染指华北。为什么呢？因为华北离日本也很近。因此他的第二步，则是鼓动“华北自治”，然后投向日本。
日本所谓的华北“明朗化”是怎么回事呢？自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的《塘沽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之后，日本企图从经济上蚕食华北。１９３５年，日军先是强迫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从华北撤走，接着又推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他们理想中的华北国”。[12]“公开谋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的管辖”。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他声称，为了共同防共，华北须“明朗化”，所谓“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他要求国民政府必须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接受日本“军事上之指挥管辖权，以对俄”。此外，广田“坚决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并放弃其他西方强国的支持”。也就是接受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这一事实。
这两步走完，在中国国内当然激起强大的反对声浪，出现反日浪潮。日本人因此说，日本侵华，是因为中国近些年不断地侮辱日本、排斥日本的结果。即所谓国民政府“排日侮日”与华北“中央化”的必然结果。
他们说：七七事变“系中国多年来辛苦大胆经营之‘排日’运动与教育之自然结果”[13]，中国“排日侮日”是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14]
在日本企图实施华北“明朗化”下，国民政府不能不采取必要举措，决定了对日抗战准备的政策，努力“收回冀东察北”。
日本因此指责中国试图“驱除日本在华北的势力”“盛行军备之扩张”。日本指责华北“颇发抗日反满色彩浓厚之不法事件”，“中国对日暴状不下数百件”。寺平忠辅指责第２９军在七七事变之初“认为日本要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因此主张马上同日开战”。
日本舆论称：“中国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但不闭门思过，反躬自省，反而变本加厉，把所有的排外手段，集中于日本一国，对内施行排日、侮日、仇日的煽惑教育，对外用以夷制夷的卑劣手段，中伤或牵制日本。日本固然宽宏大量，由东亚大局上着想，隐忍自重。可是日本越隐忍，中国越狂；日本越退让，中国越自负，日积月累，由排日而侮日，由侮日而挑战。就是没有卢沟桥的冲突，也必有其他的冲突”。[15]
日本之所以悍然侵略中国，是因为它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日本人曾经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实现其战略理想，没想到最终陷入八年战争泥沼。在七七事变之后，国际社会曾一度观望，但是当中国人民展现出坚强的抵抗意志，国际援助开始慢慢展开，对日本的战略物资禁运等制裁措施也开始一项项推出，逼得日本无法支撑，偷袭珍珠港，最终灭亡。中国虽然最终获胜，但是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中国近年来一直重申二战后形成的现行国际秩序，“该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容随意否定或推翻。”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有权利、有责任、也有必要联合国际社会维护巩固这个成果和秩序。
（草成此文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一下日本和伪满媒体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观点，行文近乎罗列，仅供参考。本文重点参考了张皓的论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建设“新日本”：日伪论制造七七事变的必然性》，凡未注明转引出处的材料都是从此论文转引而来。此外还参考了程铭的《近代以来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与地缘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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