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27, 2019

转:政治常识扫盲:澄清“言论自由”的各种误区

★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为啥俺首先想到要普及“言论自由”的常识,因为言论自由非常重要性。以下是俺总结的重要性。

◇对“基本人权”而言


  在“基本人权”里面,排在第二位的是“自由权”,而言论自由是“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基本人权里,“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一块。(可能有同学会好奇:“基本人权”里排在第一位的是啥?是“生命权”。)
  关于“基本人权”的更详细介绍,可以看维基百科的“这个词条”。这里就不再多罗嗦了。

◇对“民主制度”而言


  言论自由对民主体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民主”的核心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其二是“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这两个要点都离不开“言论自由”。
  有些国家虽然也搞了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但这些国家没有很好地保障“言论自由”。那么就有可能蜕变成“名为民主,实为专制”。

◇对“互联网时代”而言


  21世纪也被称为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在日常生活中,基于网络的沟通越来越多,影响面也越来越大。所以俺觉得,非常有必要消除“对言论自由的误解”。


★公共空间 VS 私人空间


  这是最被忽视的一个误区,连很多自由派的网友都不晓得【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差别。混淆这两者的后果就是——在不该运用“言论自由”的场合强调言论自由——这导致了“对言论自由的【误用】”。

◇啥是“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也称为“公共领域”,洋文是“public sphere”。考虑到“公共领域”一词很容易跟“公有领域”混淆(“公有领域”是版权/著作权方面的术语)。所以本文只使用“公共空间”这个说法。
  啥是“公共空间”捏?它符合如下几个特征:
1、不属于任何个人,不属于任何组织/机构。
2、任何公民都可以参与其中。
3、参与其中的公民可以自由地谈论公共事务。
  举例1:
  最有名的公共空间,大概就是英国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说者之角”。连共产运动的两位知名教主(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在那发表演说,可见其宽松的程度。

  举例2:
  在咱们天朝,基本上是找不到公共空间的。比如说天安门广场,它符合“公共空间”的头两个特征,但不符合第3个特征。

  举例3:
  经常有人把“公共场合”等同于“公共空间”,这是错误滴!很多公共场合是【有主的】,并不能算公共空间。比如餐馆属于“公共场合”,但不是“公共空间”。

◇啥是“私人空间”?


  “私人空间”是跟“公共空间”相对应的术语,洋文叫“private sphere”。私人空间通常都属于某个组织、机构、个人。
  举例1:
  比如你自己家里就是你的私人空间。

  举例2:
  比如你在网上开设的个人博客或者个人网站也是你的私人空间。

◇哪些场合下才有言论自由?


  搞清楚“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概念之后,俺再来说一下这两种场合的言论自由。
  只有在公共空间或者是【自己的】私人空间,才有言论自由。那么,在【别人的】私人空间有没有言论自由捏?这就要看那个私人空间的主人是否给你言论自由。如果空间的主人允许,你就有;反之,则没有。
  举例1:
  比如你到某个论坛发帖,被站长删了。站长有没有违背言论自由捏?没有。因为论坛属于站长的“私人空间”,站长作为“所有者”,爱咋删就咋删。这是他/她的自由。

  举例2:
  比如音乐厅禁止观众在演奏期间说话,有没有违背言论自由捏?没有。因为音乐厅也是私人空间(可能属于某个公司或个人),私人空间就可以设立规则禁止言论。


★言论自由 VS 诽谤


  诽谤是否受言论自由保护?这又是一个很容易搞混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立法。从立法的差异就可以看出民主成熟度的差异。下面俺分别介绍这些差异。

◇言论的形式:陈述事实 VS 陈述观点


  言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陈述事实”和“陈述观点”。那么“事实”与“观点”之间有何差异捏?请看俺之前的博文《批判性思维扫盲:学会区分“事实”与“观点”》。建议你先把之前这篇博文看完,再继续往下看本文。因为很多同学自以为清楚“事实与观点的差异”,其实不然。
  下面是不同国家的差异。

  较好的国家
  有些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陈述观点”的言论不能算“诽谤”。
  举例:
  比如美国的立法明确规定,“对观点的表述,无论侮辱性多强,依照美国法律均【不构成】诽谤。”。
  所以在美国,如果有人说:“我认为小布什是历史上最烂的总统”。这【不会】构成诽谤——因为这是陈述【观点】。
  显然,这样的立法具有更宽松的言论自由环境。

  较差的国家
  有些国家对言论的类型没有明确规定,也就是说,“陈述观点”也有可能构成诽谤。

◇言论的对象:活人 VS 死人


  有可能牵涉到诽谤罪名的言论,必定是针对“某人”的。关于言论的对象,还可以分两种:活人,死人。
  下面是不同国家的差异。

  较好的国家
  有些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诽谤罪的前提是针对活人”。换句话说,你可以随便骂已经死亡的人,不算诽谤。为啥会有这个前提捏?因为这些国家对“诽谤罪”的定义是,必须使得言论的对象造成【实质性伤害】。而死人是不存在“实质性伤害”的。
  显然,这样的立法具有更宽松的言论自由环境。

  较差的国家
  在有些国家,没有批评【死人】的言论自由。
  举例:伊斯兰教国家
  在某些奉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如果你胆敢批评穆罕穆德(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已死了上千年),你的下场会很惨。

◇言论的对象:普通人 VS 公职人员


  对于“言论的对象”,俺刚才解释“活人”与“死人”的差异。除了这个差异,还存在另一个差异:身份的差异。身份的差异有很多种,俺重点说一下“普通人”和“公职人员”的差异(所谓的“公职人物”就是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人)。
  下面是不同国家的差异。

  较好的国家
  有些国家的立法,对“普通人”的保护力度更【大】,对“公职人物”的保护力度更【小】。为啥要对“公职人物”区别对待捏?刻意【减少】对“公职人物”的保护,反过来也就是方便对“公职人物”进行批评监督。这样民众就可以比较放肆地对政府官员进行批评,而不用担心被控诽谤。
  举例:美国的“真实恶意原则”
  比如美国的立法明确规定,“诽谤罪,适用于公职人员和普通个人的标准不同。如果原告是公职人员,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发言者)存在【真实恶意】,诽谤的罪名才能成立。”(这就是美国法律界非常有名的“真实恶意原则”,这是最高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该案的维基词条在“这里”)
  所谓的“真实恶意”是指:发言人明知【事实陈述】是虚假的,依然发表该事实陈述。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要【证明】“真实恶意”是非常困难滴(因为这涉及到,证明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所以美国【公职人员】在这类诉讼中很难获胜。
  反之,如果是针对普通的人的诽谤诉讼,原告无需证明被告(发言者)具有【真实恶意】。
  显然,这样的立法具有更宽松的言论自由环境,非常有利于对政府的监督。说到“监督政府”,其重要性可以参见之前的博文《对政府——多些“监督问责”,少些“煽情感动”

  较差的国家
  有些国家,不区分“公职人员”和“普通人”。在这些国家中批评政府官员就要当心了——因为政府官员可以反过来告你诽谤。
  举例:新加坡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的三代领导人(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非常善于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党和舆论的批评。
  新加坡反对党的领导人徐顺全因为批评政府领导人,被控“诽谤罪”,受到巨额罚款,几乎倾家荡产。连美国报刊(比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驻新加坡的记者都多次被控告“对新加坡领导人诽谤”。

  奇葩的国家
  还有一种国家比“较差的国家”还要差,不妨称之为“奇葩的国家”(比如天朝就是)。在这些国家中,名义上也有针对“诽谤罪”的立法。但这些立法仅仅是摆设。在这些国家中,如果你胆敢批评政府领导人(不管你的批评言论是否构成“诽谤罪”),都会被逮捕。
  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同前面提到的“较好的国家”是【相反】滴。在“奇葩的国家”里面,你诽谤普通人,通常没啥事。但绝对不允许你批评政府领导人。


★言论自由 VS 煽动暴力/煽动仇恨


  很多人(包括很多自由派网友)都以为,“煽动暴力和煽动仇恨”不受言论自由保护。其实不一定。下面俺来详细介绍。
  在多数国家,“煽动暴力/煽动仇恨”都不受言论自由保护。尤其是煽动颠覆政府的言论,更加不受保护。但如果你仔细考察美国的立法,你会发现:对于暴力言论,美国的立法是“既宽松又细致”。
  在美国的立法中,对这类言论是否违法,有一个判断原则叫“明显且即刻的危险”(由霍尔姆斯大法官1919年首次提出)。这个判断原则,通俗地说就是:某人发布的“煽动暴力/煽动仇恨”言论,如果会导致【立即】的违法行为,并且违法行为的危害很严重,该言论才会被判违法;反之,就是合法的,受言论自由保护。
  举例1:
  如果某人在美国发表言论说:“希望用暴力方式推翻美国政府”。
  这句话虽然煽动暴力,但【没有】违法,依然受言论自由保护。因为这句话没有产生“即刻性的危险”。

  举例2:
  假如某个【很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对其信徒说:“今天晚上去放火把某某人的房子烧了”。
  这句话就会被判违法。因为发言者具有影响力(宗教领袖),而且言论包含了迫在眉睫的时间(今晚)和严重的威胁(纵火)。
  刚才这两个例子都是俺杜撰的,所以某些同学或许还将信将疑。为了更加具有说服力,给大伙儿介绍一下美国司法史上著名的判例:
  “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rg v. Ohio)
  美国俄亥俄州有一个三K党(Ku Klux Klan)首领叫布兰登伯格(没听过三K党的同学,先去查维基百科)。此人在1968年通过电视发布了一段反黑人反犹太人的演讲。其中一句是:“如果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继续压制白种人,我们将采取某些报复行动。我们有40万人,将于7月4日向国会进军。
  由于这个演讲,俄亥俄州当地法官判处布兰登伯格10年监禁。俄亥俄州法官的判决依据是当地的《组织犯罪防治法》。布兰登伯格不服,提起上述,最后一直闹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1969年作出裁决,9名大法官一致认定:俄亥俄州的《组织犯罪防治法》违宪,布兰登伯格胜诉。
  最高法院给出的裁决书中提到:煽动言论不但要【相当可能】导致【即刻】的危害,而且危害必须【相当明显和严重】,政府才能采取限制言论的行动。
  俺估计,某些不了解美国言论自由的同学,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案例,会被惊得目瞪口呆。


★言论自由 VS 冒犯/挑衅言论


  说完“煽动暴力/煽动仇恨”言论,顺便说说“冒犯性/挑衅性言论”。
  还是以美国为例,看看美国的立法如何对待“冒犯和挑衅言论”。在1942年的“查普林斯基诉新罕布什尔州案”(洋文是 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最高法院裁决:含“挑衅字眼”(fighting word)的言论是违法的,【不受】言论自由保护。为了防止被滥用,对啥是“挑衅字眼”有严格的定义。必须【同时符合】如下三条,才算。
1. 通过激怒别人而“煽动【即刻的】破坏和平行为”的言论;
2. 这些言论“由普通人通过【常识判断】很可能会引发【暴力】反应”;
3. 这些言论还必须是“【直接针对】听者”。
  从上述定义再次看出,美国的立法非常细致——细致才有可操作性,从而避免判决时,人为的随意性。

  关于“冒犯和挑衅言论”的立法还没完。二战后发生了另一个案子“皮条客杂志诉福尔韦尔案”(洋文是 Hustler v. Falwell,维基词条在“这里”)。这个案子也闹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给出的裁决是:针对“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冒犯性讽刺完全受言论自由保护。裁决中所说的“公众人物”,涵盖了政府官员和各种名人。
  经过这两个判例,美国确立了:针对普通人(private figure)的冒犯言论是违法的,不受言论自由保护;相反,针对“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冒犯性言论受言论自由保护。
  对比一下奇葩的天朝。
  咱们伟大的党国跟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当然是相反滴——在天朝,用言论挑衅普通人通常没啥事。但如果你胆敢用言论挑衅朝廷高官,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信请看如下例子:
  举例:天朝的“一坨屎劳教案”
  重庆市民方洪,网名“方竹笋”。2011年,此人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讽刺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的“黑打”(李庄案)。帖子原文如下:
  “这次就是勃起来屙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端给检察院,检察院端给法院,法院叫李庄吃,李庄律师说他不饿,谁屙的谁吃,这不退给王博士了,他主子屙的他不吃谁吃!”
  “方竹笋”因为此帖被抓去劳教两年。薄熙来倒台之后,才放出来。如果薄熙来没倒台,可能就远远不止两年啦。


★言论自由 VS 淫秽/色情言论


  在多数国家中,“淫秽”与“色情”言论是不受言论自由保护的。但是,何种言论才算是“淫秽/色情”,其边界是非常模糊滴。比如“人体艺术”算不算色情,争议就很大。
  在这方面,美国的立法值得参考。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Miller v. California)的时候,确立了法学界很有名的“米勒测试原则”。这个原则主要包含如下三条:
1. 在本地当前的社会标准中,所涉及的对象或作品就其【总体而言】会唤起【普通人】的淫欲(prurient interest);
2. 对性行为的描写引起人们的【明显反感】,并违反各州法律;
3. 作品就【总体而言】,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
(以上三条判定【同时】成立,该言论被判定为“淫秽言论”,不受言论自由保护)
  该原则还有若干附录细则。比如说:有一本书的内容符合上述的“米勒测试”。但如果你只是在家中私藏这本书,没有拿出来公布,那就是合法的。
  另外,美国法律对“儿童色情”有更严厉的限制。比如:私藏儿童色情内容是违法的。不光是美国,欧美主要的民主国家,对儿童色情的都有严厉的限制。在之前的博文《五毛谬论点评——“每个国家都有审查制度”》中,俺有提到西方民主国家对儿童色情的立法,细致到何种程度。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米勒测试原则”是比较细致的。这样的好处是: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降低了审理案件时,人为的、随意性的因素。


★总结


  本文多次举了美国的例子。为啥捏?因为美国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即使成熟度比较高的民主国家,言论像美国这么宽松的,也不多见。俺觉得:美国的经验非常值得天朝的【新政府】学习(这里所说的“新政府”指的是推翻中共之后的新政府)。不好意思,俺忍不住又发表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 :)
  最后,引用美国最高法院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29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宪法原则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思想的原则”——不是确保我们喜欢的思想的自由,而是确保我们所憎恨的思想的自由。
(不知道列位看官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体会此话的深意)

Sunday, October 20, 2019

Does the end of the economic growth means the en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EN CHINESE leader Mao Zedong died in 1976, Chinese communism perished with him. Mao had always suspected his successor, Deng Xiaoping, of being a “capitalist roader.” In a sense, he was right. It took a couple of years for Deng to cement his place at the top, but he ultimately emerged victorious at the famous “Third Plenary” meet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in December 1978. On December 18, the meeting opened in Beijing. On December 19, Coca-Cola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in Atlanta to announce it had signed an agreement to re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On the same day in Seattle, Boeing announced the sale of three 747s to Air China.

By the time the Third Plenary closed on December 22,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d formally committed to “conscientiously transforming the system and methods of economic management” by giving “local authorities and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 greater power of decision in management”—though of course all “under the guidance of unified state planning.”


The 1978 Third Plenary launched China on a forty-year trajectory of reform, opening and epic economic growth. The Chinese economy grew by a factor of thirty-five times between 1978 and 2018, according to official data. If you don’t trust the official numbers, scale that down to thirty times or twenty-five times. Lop a layer off the top to account for the simple remonetization of the economy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reform, as social services like food and housing that were once provided for free came to be bought on the market (and thus included in GDP). Make any adjustments you want; it doesn’t make any meaningful difference. The U.S. economy grew by a factor of 2.9 times over that period;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Mexico (2.6) and Brazil (2.3) even les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na’s arch-rival India grew by a factor of twelve. By any measure, and despite many caveats, reform-era China has been the world champion of economic growth.
After four decades of unprecedented growth though, China’s economy is finally leveling off. Officially, the Chinese economy is still growing at a very respectable 6.5 percent, but no one who seriously studies it really believes that. Growth probably stalled at the end of 2015, when exports were falling, value-added tax receipts were flat and the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 was pointing toward a recession. Faced with a slew of bad statistics, the CCP took the easy way out: it fired the statistician.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Wang Bao’an, was charged with corruption and removed from office. The new director, Ning Jizhe, just happened to be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setting China’s economic target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MI immediately shot back up and China’s wobbly GDP statistics leveled off.
But falsifying statistics does not shift stock or sell cars. China’s smartphone sales were down 15.5 percent in 2018, according to official data from the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ales of passenger vehicles were down 4.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China’s trade surplus fell by 16.8 percent. Bad loans are mounting, housing units are sitting empty, the university graduate job market is sluggish and Western entrepreneurs—professionals and charlatans alike—are leaving China in droves. None of this sounds like an economy growing at more than twice the r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desperate attempt to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 China is rapidly inflating the mother of all credit bubbles while hoping for a miracle to deliver it from the inevitable reckoning. China’s leaders refuse to face reality and accept that, after forty years of seemingly effortless economic growth, the party has finally come to an end. The CCP seems deathly afraid of facing up to even a mild recession. But why? It’s not like the end of the economic party means the en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strange thing is that many people within China, and even within the CCP, believe that it just might. Hampered by ideological blinders and haunted by their own family histories, CCP leaders have bought into the mythology of their extraordinary skill as economic managers. They have relied on economic growth to justify Communist Party dictatorship for so long that they don’t think they can stay in power without it. They have enthusiastically embraced the doctrine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 the idea that economic success legitimizes one-party rule in China, and that without it the country could break out in some kind of spontaneous combustion li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Mao’s final years or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76 and 1989. The performance legitimacy theory is accepted by figures as diverse as maverick Peking University law professor He Weifang, American China-hawk Gordon Chang, British China-booster Gideon Rachman and, according to China politics expert Bo Zhiyu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imself. But is it true?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s one of those ideas that finds its place in history and seizes it. No one in particular seems to have invented it or originally defined it, much less demonstrated that it really exists. It has always been used with the more or less common sense understanding that a government is legitimate if it delivers the goods. The term first began to bubble up in academic books and journals in the 1980s, but it really took off after Samuel Huntington made it a centerpiece of his 1991 book,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a related article for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Huntington applied the idea to the Asian Tiger economies and the often authoritarian parties that governed them: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s are less dependent on performance legitimacy than authoritarian systems because failure is blamed on the incumbents instead of the system, and the ouster and replacement of the incumbents help to renew the system. The East Asian societies ... had unequalled records of economic succes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What happens, however, if and when their 8-percent growth rates plummet ... ? In a Western democracy the response would be to turn the incumbents out ... [but if]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does not allow that to happen, unhappiness with the government could well lead to demonstrations, protests, riots, and efforts to mobilize popular suppor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Though Huntington was writing about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a were clear.
Huntington’s influence was at its greatest just as the first big wave of Chinese students swept into U.S.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in the late 1990s and early 2000s. Those students would have read Huntington’s essays on democracy, as well as his 1996 book,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which he explicitly linked the idea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 to post-Tiananmen China. Those very students are now the middle-aged academics, think tankers and Party strategists who form the intellectual vanguard of the Chinese regime. They have turned out dozens of academic papers, in English as well as Chinese, arguing that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s the glue that holds China together.
Huntington was a brilliant scholar, but not one well-known for his magnanimity in citing rivals. Like previous would-be discoverers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n the 1980s, Huntington didn’t give any source for the idea. Nonetheless, every political science ph.d. student knows exactly where it came from: a classic 1959 article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called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In what has become the single most cited article ever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ipset wrote, “Legitimacy involves the capacity of a political system to engender and maintain the belief that exist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the most appropriate or proper ones for the society.” He saw legitimacy as a substitute for effectiveness, since “the degree of legitimacy of a democratic system may affect its capacity to survive the crises of effectiveness, such as depressions or lost wars.”
In Lipset’s formulation, effectiveness didn’t confer legitimacy on a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helped a government stay in power without it. The whole idea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s nothing more than “effectiveness” with a little extra dignity. Writ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Holocaust, Lipset couldn’t very well have said that Nazi rule was legitimated by Germany’s strong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1930s—even if, for many admirers of Germany at the time, it was. Bu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legitimacy became a less loaded word. Cold Warriors thought Soviet rule illegitimate in occupied countries like Hungary and Czechoslovakia, but perhaps less so in Russia itself.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established quite unsavory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it may have seemed disrespectful (or even racist) to question their legitimac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was a way to let non-Western dictatorships off the democratic hook, so long as they delivered the goods.
Reeling from the 1989 challenge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desperate to restore its legitimacy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the CCP of the 1990s was ripe for the idea. It went after performance legitimacy with a vengeance. It even turned the idea on its own people. By the early 2000s, it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inspire patriotism by trotting out ninety-year-old veterans of the Long March, and appeals to Marxism-Leninism were clearly farcical. The CCP needed something new, and it found it i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the 2010 Shanghai Expo and endless economic growth. Perhaps egged on by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Robert Fogel’s 2007 prediction that, by 2040, China would reach a GDP per capita of $85,000—and that was $85,000 in year 2000 dollars, equivalent to $127,000 today—China’s leader Hu Jintao wrot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right into the CCP constitution. It remains there to this day.
to finish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y the time the Party marks its centenary and to build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every dimension by the time the People’s Republic celebrates its centenary.
For the uninitiated, those are the two centenaries: 2021 to celebrate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CP and 2049 fo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Xi may not be around for the second centenary, but he sure plans to be there for the first. It would be a grave embarrassment for Xi if China’s growth spurt were to end just as he holds a huge event to mark the Party’s success in making China prosperous. The loss of face would be unbearable. And so the order has gone out to every Chinese state organ at every level: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 for at least another three years. Unfortunately for Xi,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 Party will be able to keep up appearances for anything like that long.
THE NOBEL Prize comes with a diploma, a medal and some money, but no crystal ball.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doesn’t even come with a spoonful of common sense. The economist Paul Samuelson was notorious for predicting in 1960 that the Soviet economy would overtake the American one at some point between 1984 and 1997. Twenty years and one Nobel Prize later, he was still predicting a Soviet economic victory, though he had pushed back the date to the early 2000s. Maybe if the Soviet system had survived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eltdown, it would have proved Samuelson right. You never know.
Fogel’s China prediction seems likely to go the same way as Samuelson’s Soviet one. But China’s leadership is determined to make sure that China doesn’t go the same way as the Soviet Union. For Xi and his colleagues, the 2021 centenary of the CCP is important, but entirely symbolic. As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obvious that China is no longer growing at 6 percent plus, the Party will likely get by on a combination of inflated statistics and reduced expectations. China is rich enough that the CCP can simply declare victory by claiming it has already finishe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no longer needs to worry about it. In 2021, the Party constitution, which reads like a Western party platform, will be rewritten anyway. The embarrassing bit about prosperity can just be dropped.
Chinese leaders hate to lose face, but if the country’s economy stagnates in the 2020s, who will they lose face with? No one except themselves. Most Chinese people don’t have political science degrees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n’t read Samuel Huntington and have never heard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
The myth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 rests on the incredible proposition that ordinary people will risk life and limb by pouring into the streets to protest nothing more than sluggish growth. That’s not what happened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80s,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the color revolutions of the early 2000s and the Arab Spring in 2011. The Russian-American sociologist Pitirim Sorokin, who was jailed by both the Tsar’s government and the Bolsheviks for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argued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economics drive people to face down armed repression only when they don’t have enough to eat. Otherwise, a determined regime can always use military force to quash protests, as Bashar al-Assad has demonstrated in Syria.
Revolutions are poorly understood, an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a regime might fall. Were China’s economy to fail catastrophically, maybe that would lead to a revolution. But although China’s period of rapid growth is over, there seems littl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hina’s economy will disintegrate overnight. Quite the contrary: China has all the levers it needs to ensure basic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definitely. To begi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orrows in its own currency and all of China’s banks are state-owned. Yes, there is a massive credit bubble, but deflating it need only lead to bankruptcies where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these to be politically expedient. Instead of going through traumatic bankruptcies, moribund state-owned firms will simply be kept on financial life support, adding to the thousands of “zombie companies” that already litter China’s corporate landscape.
For a picture of what that could look like, just look at the steel industry, where zombie companies have been consuming policy brain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y continue to churn out oceans of unwanted steel despite repeated government pledges to address overproduction. For example, last January, China’s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wed to “unswervingly” cut steel capacity. This was reinforced in February, when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that capacity would be cut by thirty million tonnes in 2018. In fact, China’s steel production hit an all-time high of 923 million tonnes in 2018, up ninety-one million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hat compares with actual domestic steel consumption of 820 million tonnes in a world awash in steel. And the 2018 story is not a one-off: a 2010 report by the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ound that the overproduction of steel in China first “became acute in 2006.” China itself has been producing reports on overcapacity in the steel sector since at least 2009. 
To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China’s 2018 steel surplus of 103 million tonnes was exactly equal to the total steel consum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wo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ccuses China of dumping steel on the American market: it’s dumping steel anywhere it can. China has built a twenty-thousand-mile nationwide high-speed rail network in just ten years. It has built a national expressway system the scale of America’s Interstate highways, thirty metropolitan subway systems and dozens of commercial airports. Don’t even ask about skyscrapers. Unable to find enough domestic outlets for its steel, China is now using it to subsidiz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roughout Afro-Eurasia as part of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one thing China won’t do is cut 103 million tonnes of steel production, even though that steel is literally sitting in heaps, rusting. The reason? In a word, stability.
Steel is not the only zombie industry in China. Most of the heavy industrial sector has long been plagued by overcapacity. The light industrial sector is now facing the same problems. One reason why China is heavily subsidizing rail links to Europe is to boost exports of light industrial goods like toasters, toys and Christmas tree ornaments.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can’t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 by subsidizing everything, but it can certainly stave off a collapse. Instead of a big shakeout that drives inefficient producers out of the market, dislocating supply chains and causing mass unemployment, China has opted for the old Latin American model of keeping inefficient businesses on perpetual life support. Lest anyone think that China is light years ahead of Latin America,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China’s GDP per capita of around $9,800 puts it in the same league as Argentina ($11,700), Brazil ($8,900) and Mexico ($9,700). 
Revolutions are driven by politics, not economics, and China doesn’t allow much in the way of politics. When Huntington transformed “effectiveness” into “performance legitimacy,” some of Lipset’s original nuance was lost. Lipset thought that the Weimar Republic fell under the double blow of hyperinflatio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because it lacked legitimacy in the minds of Germany’s military, civil service and aristocratic elite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governments, by comparison, had enough legitimacy to make it through a temporary (though severe) failure of effectiveness in the 1930s. None of this was intended to apply to Communist Party dictatorships like those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even if they were illegitimate. In fact, what Lipset actually said was that “Ineffective and illegitimate regimes ... must, of course, by definition be unstable and break down, unless they are dictatorships maintaining themselves by force.” And as the CCP proved in 1989, it is absolutely prepared to maintain itself by force.
THE 2021 centenary of the CCP is all about celebrating the success of the Party in transforming China from a semi-feudal country dominated by foreign powers into a twenty-first-century superpower with a space program, two or three aircraft carriers, and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infrastructure. The Party has made a lot of mistakes along the way, but it conveniently blames them on Mao, or better yet (as with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pretends they never happened. The CCP faces no immediate threats to its rule that could conceivably cause a “Chinese Spring” before the centenary on July 1, 2021.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saving face by avoiding a recession in 2021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CCP is still in charge when the centen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rolls around on October 1, 2049.
It is unlikely but possible that Xi might still be in charge. If he is still alive, he will be ninety-six years old—not much older than Zimbabwe’s Robert Mugabe was when he was forced out of office in 2017 at the age of ninety-three. Malaysia’s Mahathir Mohamad returned to politics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ninety-two, and, of course,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are only improving with time. Xi might very well die before 2049, but will he retire? For decades, China experts insisted that China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one-party dictatorships because China had institutionalized the practice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rotation in office. All that went out the window when the CCP changed its constitution in 2018 to remove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A limit of two five-year terms for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d been written into China’s constitution by Deng Xiaoping in 1982. The two-term limit was meant to establish a routine reshuffling at the top of China’s political hierarchy, though all the while Deng remained the unofficial power behind the scenes. China’s presidency under the 1982 constitution was at first a largely ceremonial post. The first two presidents, Li Xiannian (1983–1988) and Yang Shangkun (1988–1993), served one term each before being forced to retire by Deng. The next two presidents, Jiang Zemin (1993–2003) and Hu Jintao (2003–2013), each served two terms. After Deng died in 1997, Jiang started the practice of aligning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with that of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P, handing over both posts to his successor at the end of his presidential term. Hu went one better at his retirement, handing over the third key role of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hus when Xi took over in 2013, he wore all three hats right from the start: president of the prc, chairman of the CCP and head of the PLA. So much for collective leadership.
What really puzzled China experts in 2018 was why Xi was willing to waste political capital on removing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when there are no term limits on the positions that really matter: chairman of the CCP and head of the PLA. Trapped in an outdate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at placed all power in the Party and the army, Western China experts have missed out on one of the biggest China stori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The Party is still important, especially at the highest levels, but the days when Party commissars made day-to-day decisions in all realms of society are long since gone. Today, state bureaucraci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ave become power bases of their own, as amply illustrated by China’s difficulty in shutting down steel production. The CEOs of big SOEs like Sinopec (oil), State Grid (electricity) and ICBC (banking) may report to Xi Jinping, but their junior vice presidents certainly don’t answer to their local Party branches. And what goes for SOEs applies even more to big private-sector companies like Huawei, Alibaba and Tencent.
Mao’s China may have once fit the political commissar model to a T, but th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opening and economic reform that Deng put in motion made that model obsolete. Interestingly, it was Xi Jinping’s father, Xi Zhongxun, who in 1979 as 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set up China’s first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Xi the son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that year, and one can only wonder what career advice his father may have offered at the dinner table. Xi junior would later serve as vice mayor of Xiamen (1985–1988), which, although in Fujian Province, was one of four initial SEZs that his father had been instrumental in setting up.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Xi’s early years, when he and his father were both sent for “reeduc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arty was clearly in charge. But in 2018, at a time when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exceeded $3 trillion and China’s SOEs turned a collective profit of $180 billion on revenues of $4.3 trillion, the state is king.
THE HEADLINE news from China’s 2018 constitutional reforms was the removal of term limits and the associated implication that Xi might rule as president for life. Less noted were several other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changes that help explain that move. The constitution was amended to create a new anti-corruption agency, the State Supervision Commission (SSC). The SSC will absorb the former anti-corruption agency,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which is an organ of the Party, not the state. Like every other ele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SSC is still ultimately beholden to CCP authority at the highest levels, but the 2018 reforms will reduce the ability of lower-level Party officials to settle scores by prosecuting rivals for corruption. The new structure of anti-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is likely to reinforce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t the top of the party-state hierarchy.
Administrative reforms undertaken at the same time will also increase Xi’s ability to govern from the top. China’s cabinet, the State Council, has been restructured and reduced from thirty-five members to a more manageable twenty-seven. The avowed aim of this reform is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and there seems to be no reason to doubt this straightforward and forthright explanation. Taken together, the removal of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the centralization of anti-corruption prosecutions and the streamlining of reporting channels all point toward one conclusion: Xi intends to complete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governing China through the CCP to governing China through the state.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Party is going anywhere, anytime soon. The CCP remains firmly in charge. But the structure of its rule is changing. In the not-so-distant Maoist past, the CCP dominated society in every functional domain (farms, businesses, schools, social services, etc.) an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nation. In the rapidly-emerging Xi-ist future, the CCP will dominat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will dominate everything else. The power of the CCP will remain the same, perhaps even strengthen, but the power of petty local Party secretaries will decline. It already has. The route to the top in China no longer starts in some remote local Party branch—it starts at Harvard.
Viewed through this lens, one otherwise meaningless 2018 change to the prc constitution becomes strangely telling. A seemingly gratuitous statement was added to Article 1: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en at face value, this is utterly superfluous pap. But if so, why bother, and why now? One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is statement was inserted to reassert the ultimate authority of the CCP in the face of the many other changes (constitutional,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that have reduc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ty at all levels of Chinese life except at the very top. The amendment is a concession to the wider Party membership to reassure them that they still matter.
It also comes at a time when the Party’s core mission, social control, is increasingly being taken over by the state. China’s latest tool for repression, the infamous social credit system, almost entirely bypasses the Party bureaucracy. The CCP just doesn’t have the expertise to run a sophisticated twenty-first-century technology operation. Although some ham-fisted attempts by local authorities to encourage neighbors to spy on each other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international media attention, the real organizational muscle behind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comes from internet giants like Alibaba and Tencent. They have the big data analytics capacity to integrate myriad local systems and mine them to detect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they don’t report to local Party branches—they report to Beijing.
China’s new monitoring tools, which include social scoring, algorithmic profiling of people’s online behavior, automated facial recognition at potentially millions of invisible checkpoints, and even gait recognition for those who may cover their faces and ditch their phones, are gi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precedented power to control its citizens. As China moves rapidly toward a cashless (though thoroughly monetized) economy, it will soon be pos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people’s every action simply by controlling their wallets. At the first sign of trouble, protesters could lose thei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travel or even buy food. This new and strangely impersonal form of totalitarianism won’t rely on the Party’s human informants and thu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e more effective at keeping people in line than human muscle ever was.
China continues to use the heavy hand of military force in the restive Xinjiang region of western China, where a million or more Uyghur Muslims and other minorities have been interred in “re-education camps.” But Xinjiang is very remote from China’s power centers, and unrest there could never threaten the CCP’s rule over China as a whole. China’s leaders are much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urban street protests of the kind that overthrew governments in Egypt (2011) and Ukraine (2014), and it is these that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associated big data tools are designed to prevent.
AS THE CCP passes its own centenary and starts to look forward to the 2049 centen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t will realize that the only meaningful threat to its continued rule comes from inside. The breakup of China is sheer fantasy, but the breakup of its ruling party is a real possibility.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the reform era may not have conferred legitimacy on the CCP, but it did give the Party leadership plenty of resources with which to buy off potential opponents. When the economy was growing at 8 percent per year, every project succeeded, and everyone got rich. Now that the economy is growing slowly (if at all), party discipline is becoming much more problematic. Facing much stricter fiscal constraints than his predecessors, Xi has shifted from placating internal rivals with corrupt payoffs to prosecuting them for corruption.
In the Deng era, that would have been dangerous. A disgruntled Party faction could form around a functional or regional nucleus in the army, the heavy industrial complex or certain large provinces. Since the CCP was organized as an alliance of many such local fiefdoms, the Deng model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sharing the newfound wealth of the reform era—was an ingenious solution. Most of the factional leaders of Deng’s China rose from relative poverty to become multimillionaires, if not billionaires. No wonder they acquiesced in Deng’s decentralizing reforms. Inheriting a rich but stagnant economy, with looming aging and pensions crises to boot, Xi has opted to recentralize power. That strategy is likely to work as long as Xi stays healthy and keeps two strong hands on the reins. But what happens when he doesn’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In what has become the single most cited article ever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 classic 1959 article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he wrote “Legitimacy involves the capacity of a political system to engender and maintain the belief that exist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the most appropriate or proper ones for the society.”

He saw legitimacy as a substitute for effectiveness, since “the degree of legitimacy of a democratic system may affect its capacity to survive the crises of effectiveness, such as depressions or lost wars.”

In Lipset’s formulation, effectiveness didn’t confer legitimacy on a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helped a government stay in power without it. The whole idea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s nothing more than “effectiveness” with a little extra dignity. Writ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Holocaust, Lipset couldn’t very well have said that Nazi rule was legitimated by Germany’s strong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1930s—even if, for many admirers of Germany at the time, it was. Bu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legitimacy became a less loaded word. Cold Warriors thought Soviet rule illegitimate in occupied countries like Hungary and Czechoslovakia, but perhaps less so in Russia itself.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established quite unsavory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it may have seemed disrespectful (or even racist) to question their legitimac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was a way to let non-Western dictatorships off the democratic hook, so long as they delivered the goods.

Reeling from the 1989 challenge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desperate to restore its legitimacy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the CCP of the 1990s was ripe for the idea. It went after performance legitimacy with a vengeance. It even turned the idea on its own people. By the early 2000s, it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inspire patriotism by trotting out ninety-year-old veterans of the Long March, and appeals to Marxism-Leninism were clearly farcical. The CCP needed something new, and it found it i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the 2010 Shanghai Expo and endless economic growth. Perhaps egged on by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Robert Fogel’s 2007 prediction that, by 2040, China would reach a GDP per capita of $85,000—and that was $85,000 in year 2000 dollars, equivalent to $127,000 today—China’s leader Hu Jintao wrot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right into the CCP constitution. It remains there to this day.


Friday, October 11, 2019

We Stand With Hong Kong

Sooner or lat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have to do what the protesters are doing—confront Beijing.


The Hong Kong crisis is something the world has seen time and again: authoritarian rulers seeking to repress the innate human desire for freedom, self-expression and self-government. The scenes remind us of Budapest in 1956 and the Prague Spring of 1968, of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and Moscow in recent weeks. The next chapter is unfolding today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errorize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 estimated two million Hong Kongers—about one-fourth of the population—are demonstrating for the freedoms and autonomy that have made their city a global success. They are protesting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and its determination, in violation of its promises, to chip away at those freedoms.
The protestors want their liberties preserved, the territory’s autonomy respected, and justice for those the security services have detained, brutalized or murdered. Contrary to Communist propaganda, this citizens’ uprising is no foreign conspiracy. If anything, the world’s leading democratic nations have been slow to respond. Only one capital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is unfolding in Hong Kong: Beijing. The demonstrators are responding to its efforts to exert ever more influence and control over what is supposed to be an autonomous region.
It is crucial to recognize that the dynamics that led to this crisis didn’t begin in Hong Kong and won’t end there. The turmoil is the result of Beijing’s systematic ratcheting up of its domestic oppression and its pursuit of hegemony abroad.
Years ago, it was 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might lead it to embrace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success would give Beijing a stake in the systems that uphold peace and prosperity. Now it is clear the Communist Party wants to write its own rules and impose them on others.
For evidence of China’s hunger for power, consider the fate of its other supposedly autonomous regions. In Tibet, Beijing’s brutal response to unrest in 1959 drove tens of thousands into exile and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more. In Xinjiang, a mostly Muslim province, the state has displaced ethnic Uighur minorities through population transfers and established an elaborate architectur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urveillance, including ethnic prison camps. Xinjiang is no autonomous region; it is a modern gulag. In both cases, Beijing spent decades methodically tightening its grip.
Beijing has sought to write a similar story in Hong Kong, albeit more subtly. But Hong Kongers are not cut off from the truth by China’s “Great Firewall.” They recognized a bill to allow extradition to the mainland a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their legal and political autonomy. So China’s leaders now face a choice. Will they intensify pressure on Hong Kong, gambling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look the other way? Or will Beijing conclude that further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would bring further consequences?
China’s trading partners, including the U.S., should make it clear that any crackdown would have real and painful costs. I wrote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 which extended special privileges to the region because of its unique status. This special access to the U.S. and other nations helped drive the investment and modernization that have enriched Hong Kong, and Beijing by extension. Beijing must know the Senate will reconsider that special relationship, among other steps, if Hong Kong’s autonomy is eroded.
I support extending and expanding the law’s reporting requirements to illuminate Beijing’s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nd the Senate will do more. I have asked Jim Risch,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o examine Beijing’s actions in Hong Kong and its efforts to expand the Communist Party’s influence and surveillance across China and beyond. I am working with Lindsey Graham, chairman of the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for State and Foreign Operations, to fund democracy and human-rights programs across Asia. I will maintain our strong focus on rebuilding and modernizing the military, continuing the huge strides of the past 2½ years, so that our ability to project power and defend American interests keeps pace with this major competitor.
But it is not America’s task alone to address these threats. The world is awakening to China’s abusive and aggressive practices, from unfair trade actions to intellectual-property theft to offshore expansion. Now Hong Kong has plastered front pages with yet another cautionary tale about how the Chinese regime treats those within its envisioned sphere of influence and disregard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hat govern them.
Every trading nation and democracy that values individual liberty and privacy has a stake here. Their choice is no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between a free, fair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oppression, surveillance and modern vassal system China seeks to impose.
The U.S., for its own interests, seeks international peac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a mutually prosperous future for our peoples. Hong Kong is only one piece of the complex set of interests that makes up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But China’s treatmen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ll shape how the U.S. approaches other key aspects of our relationship.
As Beijing grapples with growing domestic unrest and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it should pause before threatening a key engine of its growth and provo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ijing can step back from chaos to pursue freer and fairer trade and greater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These basic steps can ensure a more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future for all of our citizens.
Mr. McConnell, a Kentucky Republican, is U.S. Senate majority leader.

Tuesday, October 1, 2019

一个网友和一个五毛的对话

红色字体为五毛言论。
我本不愿与人争论,但你的观点非常具有带表性,也许适当的基于互相尊重的对事不对人的辩论可以让事实更清晰些:
1. 西方媒体和带路党,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不遗余力的各种辱华,污蔑。
请不要扣帽子。现在不是文革,说话可以摆事实讲道理。有些反共的人用语欠妥当,我也一样表示反对。请注意,这里可能有反共,但没有反华,辱华,那些是中国政府的宣传。
2. 没错在你们眼里,中国什么都不是,带路党恨不得咒骂自己父母为什么投胎在中国!在你们眼中还是泥腿子傅满洲形象吧!
你说反了,大多数像我一样在忙碌的工作生活里还花时间关注中国的,恰恰是最关心,最爱护中国的人。他们可能像我一样有在中国生活的父母和兄弟,他们也像我一样爱他们并希望他们幸福快乐。
在我们大多数海外人眼中,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先进而令人兴奋的国家,中国人的素质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也是聪明勤劳的人。
3. 这又如何?你又能把中国奈何?无论你如何辱骂,如何污蔑,中国发展的状态就在那里,并不会因为你的言论而有什么客观变化,要说变化也只是变得更好!
你说对了,我们除了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并做不了太多的事情。我们没有辱骂和污蔑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会骂中共,这也是我个人不太认同的。因为骂是没用的。一切要用事实说话。
我和你一样,希望中国越来越好。但很遗憾,我看到了中国防火墙越来越高,言论自由受到压缩,香港自由受到侵蚀,中国在引导世界世界走向文明的倒退。中国在成为拥有先进文明的西方的敌人,而成为落后文明的伴侣(如朝鲜,伊朗,非洲)中国在倒退!
4. 你们无非就想弄个心理战,分化中国人。但这种战术是需要条件的,在中国80年代百废待兴的时候,处处不如人,西方任何一句话都会容易撼动国人内心啊!这是事实,可如今,人家过得比你们都好,你咋还能忽悠人家学你呢?
你高抬我们了。大多数反共人士是自发的,就像国内那些自发爱国的人一样。我们不想“分化中国人”,恰恰相反,我们希望中国人与华人团结起来,一起警醒,推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步。
你说对了,80年代我们被人忽悠过,可是你怎知道你现在就不被政府忽悠?你怎知道你就不属于当了党的炮灰还骄傲的人?中国在有防火墙的条件下,墙内人的得不到全面信息。而不对称信息注定导致了偏激或偏执。加上洗脑教育,最后连洗脑别人的政府也不自觉的被自我洗脑了。中国政策始终左倾或右倾就是个例证。比如计划生育,高英超美等。
5. 道理很简单,画饼充饥不管用,我们只相信实实在在得到的,那就是目前和未来不断高速发展!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也正因为目光不够长远,未来是不可能持续高速发展的。如果10年后你还记得这个帖子,请回忆一下。
6. 所以吧,你们尽管辱华,好处就是可以继续让西方迷幻在迷雾里,等中国的军舰送快递给欧美的时候,都不要醒来才可以!因为大清朝就曾经如此!西方不过在走我们走过的路!
首先没有“辱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确犯了错误。那就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而实际是文化的发展很缓慢,文明却在倒退。中共不是利用经济的发展来促进文明的发展,而是巩固的党的权力和利益。加快愚民政策。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试图纠正这个错误。中美贸易战就是一个表象。西方是没有可能像大清朝的,因为他们实行民主制度已经太久了。
最后是我的个人观点:
1. 中国可以利用贸易战来促进发展。“二次入世”,重建法律规章制度,真正履行WTO义务,融入国际轨道。
2. 解除防火墙,建立公民权益,解除政治犯条例,保证人民言论自由。
3. 从基层推行民主选举,逐渐推行到中央
4. 不限制其他党派的发展,法律保障其他党派和媒体的监督作用
5. 没时间说了,下次再续。。。

Thursday, September 26, 2019

中俄边界:退让三百年

严家祺
    在江泽民即将访问俄国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此营造了一个“良好气氛”。六月十八日,普京亲自致电江泽民,通报他与美国总统布殊六月十六日会晤的情况。据报道,面对美国的种种利诱,普京暗示,在维护美苏一九七二年的《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问题上,俄国不会出卖中国。

    所谓“不会出卖中国”,是指中国维护一九七二年美苏条约的立场十分坚决,俄国不会改变态度而”出卖中国”。

    在这样良好的气氛下,江泽民在七月访问俄国时,将与普京共同签署中俄之间的一个新条约,即《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俄新约或提及边界问题

    中俄新约可能提及两个问题,一是中俄两国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一致反对的态度,二是中俄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中俄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有关中俄两国边界的两个“议定书”和一个“协定”。今年七月,江泽民访问俄国签订的新条约中,很可能会提到近几年来中俄两国边界谈判的“成果”,并用条约的形式正式肯定现在中俄两国边界的划分。

    现在中俄新约尚未签订,回顾一下三百多年来中俄两国有关边界条约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政府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

    三百多年前的尼布楚条约

    俄国原来是一个欧洲国家。十六世纪后半期,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两次侵入松花江流域,遭到清政府的反击而失败。一六八九年,即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在尼布楚谈判并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个之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岭南属中国;岭北归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属中国,北岸归俄国。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未及划分,另行再议。条约还规定将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并将其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据点全部拆毁。《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直到鄂霍次克海以南的黑龙江流域与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都是中国的领土。

    规定中俄中段边界的条约

    在雍正五年和六年,即一七二七年和一七二八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两个条约,即《布连奇斯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签订这两个条约前,贝加尔湖一带、现在外蒙西北角的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原属中国领土。条约把这些土地划归了俄国。这两个条约把中俄中段边界划定在今蒙古与俄国边界一带。

    唐努乌梁海位于今外蒙西北角,面积十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那么大。按照《恰克图条约》,这一地区仍属中国版图。

    在签订这两个条约时,中亚咸海以东,包括巴尔喀什湖周围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俄国的势力远在黑海一带,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并不接壤。

    世纪俄国霸占中国广大领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沙皇俄国则趁火打劫。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俄国侵占了庙街和库页岛后,继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主要有《中俄爱珲条约》(一八五八年)、《中俄北京条约》(一八六○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一八六四)、《中俄伊犁条约》(一八八一年)以及几个勘界议定书。通过这些条约,俄国霸占了中国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面积超过两个法国和一个波兰的总和,相当于四十个台湾大。自此之后,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中国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都被俄国霸占。

    一八八一年的《中俄伊犁条约》虽然使中国收回了伊犁一带的领土,但俄国后来又通过续订的条约和勘界议定书,霸占了中国西部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

    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爱珲条约》,俄国霸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但条约规定,居住在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照旧“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辖,俄国“不得侵犯”。在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俄军在进入黑龙江以南中国东北时,对黑龙江彼岸的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进行了一场大屠杀。海兰泡一半以上是中国人。一九○○年七月,俄军把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开枪射击,并对江东六十四屯大肆烧杀。一九○○年八月四日,俄军又焚烧爱珲城,数千中国居民被烧死。据《爱珲县志》记载,当时惨杀溺毙的中国人有五千多人。

    日俄战争与《朴茨茅斯条约》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侵入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军达十五万人。一九○一年西方十国加日本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俄军继续占领中国东北,日本为了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的领土、领海上进行了一场战争,即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一九○五年九月五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把原属中国的库页岛南部割给日本,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并把俄国在旅顺口的租借地、长春到大连的铁路相关的权利,全部转让给了日本。

    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

    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原属中国一部份。一九一一年在俄国策动下,外蒙古宣布脱离清朝管辖,一九一七年复归中国统治。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一九二一年蒙古人民党成立,苏俄红军也进入外蒙。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一九二四年蒙古独立并未为当时中国政府承认。一九二四年五月签署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份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由于中国内战、抗日,中国丧失了收回蒙古的机会,而苏联则一心一意要使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使蒙古成为苏联的附属。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是美英苏三国划分势力范围和维持二战后合作的一次会议。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作为俄国继承国的苏联始终没有忘记。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要求恢复苏联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种种权益。这次会议通过了“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规定“外蒙古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并满足了苏联对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

    一大四六年一月五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根据一九四五年十月外蒙古全民投票的结果,一九四六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也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中国共产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状,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外蒙古长期以来是中国的一部份,直到一九二四年,苏联政府还承认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份。由于斯大林处心积虑要把外蒙古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府先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状,致使中国边界从一七二八年《中俄恰克图条约》进一步后退,使中国又丧失了一百五十六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领土。

    中俄边界问题始终存在

    外蒙古的独立并不是中国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即使不情愿但也是同意了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蒙签订了边界条约,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互换批准书并生效,一九六四年签订两国边界议定书。

    中俄或中苏之间的边界是一八五八年以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一九五○年中国共产党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时,两国边界问题被搁置一边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不承认“旧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仅包括国民党政府,而且包括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另外两个《协定》。这一条约是“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条约序言明确指出将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条约正文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十分明显,条约中所指“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主要是指美国。

    一九五○年条约签订后三十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中日、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已经决裂,中苏之间还发生过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年条约已名存实亡,延长一九五○年条约,对中苏两国来讲,既无必要,又无可能。

    签新约不能承认不平等条约

    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来的三百余年中,中俄边界中国一边步步退让。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中苏之间签订了一九五○年条约,但北京政府并没有承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一九五○年条约在同年四月十一日生效,并于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期满。在期满前一年,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决定不延长这一条约,同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苏方。从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以来,中苏、中俄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友好互助”或”友好合作”条约。俄国霸占了中国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是一个历史事实。至今中国出版的地图上,还对俄国霸占的土地标记着中国原有名称,如海参崴、伯力、库页岛、海兰泡、尼布楚、双城子、外兴安岭等等。中国人民就像不会忘记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一样,不会忘记俄国侵华和霸占中国大片国土的历史事实。一九八○年时中国作出不延长一九五○年条约这一决定,包含着中国对俄国和苏联侵占中国领土的不满这一“心理因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身体尚未康复、刚出院的俄国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当天与江泽民共同出席了有关中俄两国边界的“议定书”和“协定”的签字仪式。第二天北京的《人民日报》仅作如下报道:“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外交部长康家璇和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直到今日,中国的报刊和其他媒体都未公布上述三个“议定书”和“协定”的内容。所以,当今年七月中俄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即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中国人民需要知道的是,现在的北京政府是否会在事实上正式承认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呢?是否会把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中俄边界当作中俄之间正式划定的边界呢?

    如果今年七月江泽民和普京在莫斯科或俄国其他地方会晤时,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明文肯定中俄边界的现状并把这一边界当作正式划定的边界,那等于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中俄之间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正式承认了三百多年来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一次又一次侵占,正式承认了三百多年来中国在中俄边界上一次又一次的退让。

    中俄不应缔结“准军事同盟”

    在二○○一年的今天,国际形势已大不同于一九五○年中苏签订条约的时候了。如果说,当时中国和苏联为了对付日本和美国的可能侵略有必要结成同盟的话,在二○○一年的今天,中国从本身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出发,并不存在着和俄国缔结任何“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的必要性。在俄国霸占中国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历史旧账尚未算清之前,中国更不应与俄国缔结任何“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如果中俄新约把反对美国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MD)写进条约,势必使中俄新约带有“准军事同盟”性质。

    美国部署美国全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条约)相冲突。ABM条约是美苏两国在一九七二年签订的。条约规定缔约国只能在首都地区或洲际导弹发射场之一部署一个地区性的导弹防御系统,条约明文禁止缔约国部署“涵盖全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截止今年一月,美国拥有可发射的核弹头总数为七千二百九十五个,俄国为六千三百○二个,中国仅有三十二个。中国不是ABM条约的缔约国,中国核弹头总数少得与美俄两国不成比例,从中国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本应置身于美俄”核竞赛”、”核削弱”和ABM争吵之外,但今日北京的一些领导人竟认为应帮助俄国、在ABM条约问题上对抗美国。

    由于中国在反对修改ABM条约问题上比条约的缔约国俄国(苏联)还要坚定,当美国以军援交换俄国废止ABM条约而俄国坚持反对立场时,江泽民竟向普京表示感谢。今年七月江泽民访俄时,中国人民非常耽心的是,江泽民为了感谢普京,会把正式承认中俄之间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及其后果三百多年来中国在中俄边界上的一次又一次退让而形成的边界,写进《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当年今七月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时,中俄如果要签订本无必要签订的“新条约”,有必要遵守“三不”:

    不承认中俄历史上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承认中俄历史上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的“边界”,不能从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划定中俄之间的正式边界;
    不与俄国缔结任何“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

    中俄边界,三百年退让!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中国人民绝不容许用条约的形式把中俄关系上的三百年的屈辱接受下来!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写于纽约

404文:委内瑞拉,这个上天眷顾的国家是如何毁掉的?

编者注:读这篇文章,想起了王莽。伟大的理想,高尚的品质,如果加诸于自我,大概可以成为半个圣人。但是如果想加诸于整个社会, 则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何也?人性。 按:原文发表于2023年12月15日,目前已遭到屏蔽。(近期,委内瑞拉总统选举投票后,选委会宣布卸任总统马杜罗赢得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