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接轨”还是“脱钩” 到底哪条是中国经济不归路？

2019年12月1日，中国重要通讯社中评社发表评论员乔新生先生撰写的社评《中国对外贸易必须另辟蹊径》。该社评解读中国国务院11月底通过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认为这个文件这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面临重大挑战，并将实现战略转型。然而，这篇社评建议的中国外贸的“另辟蹊径”与“战略转型”，主要是通过推进与亚太地区的自贸区建设、发行并推广自己的数字货币这两项措施，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分道扬镳、另起炉灶。笔者认为这一社评的建议存在重大问题；中国外贸的确应该另辟蹊径、实现战略转型，但其方向应该是更好地融入国际主流经贸体系，而非与其分道扬镳、另起炉灶。

　　　一、中国外贸重大挑战与战略转型动因：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不和谐

　　中评社的社评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中国外贸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外贸战略转型的主要动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超过15年，美国、欧盟、日本仍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12月，中国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出仲裁。

　　然而，2019年5月，中国主动申请中止了有关仲裁程序。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提出了许多理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撇开世贸组织规则，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如果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借助于仲裁程序与欧盟以及美国缠斗下去，那么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中评社原语）。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应该另辟蹊径，果断改变中国的贸易方向。

　　这个说明非常耐人寻味，它实际上点明了中国外贸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就是战略转型的动因，在于中国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之间的不和谐。其结果是：在中国1992年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7年之后，在世贸组织2001年接纳中国18年之后，国际主流社会、世界三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均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在过去两年多来连续六次发布针对中国经济与贸易政策的联合声明，集中批评中国的非市场化导向（包括过度产业补贴与出口导向、对国企的偏向性扶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等）对它们造成的损害。

　　如果说美国对中国指责（并发起贸易战）的原因是中方认为的那样，即美方担心“中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意图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崛起”，那为什么欧盟（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日本（中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也对中国有同样的批评？笔者并不认为美欧日三方对中国所有的指责都合理，但如果认为它们即国际社会主流都对中国不公平，显然也有失偏颇。

　　　　二、中国战略转型正确思路：通过市场化改革融入国际主流经贸体系

　　中国明知自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因而放弃在世贸组织内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诉讼努力，这是明智的决策。既然如此，中国下一步战略转型的合理选择，就应该是解决国际主流社会的关切，通过友好协商、适度妥协，改革自己不被国际主流社会普遍认可的经贸体制，放松政府对经济与贸易的干预，推进经贸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即自由化（这也是中国民间特别是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强烈呼声），以争取它们早日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更好地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如果中国自身不做任何反省，将所有的过错都归结为他人对自己的“不公”，甚至赌气与国际主流社会一拍两散、分道扬镳，这不仅不符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应有气度，也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然而，中评社社评的思路似乎刚好相反，对上述应有的战略转型思路丝毫没有提及，而是列举了国务院刚刚通过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笔者赞成并将另行著文解读这一政策）的一些指导思想（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优化贸易结构包括国际市场布局、培育贸易新业态与新模式等），然后提出了两个主旨在于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分道扬镳、另起炉灶的战略转型思路（貌似是作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的措施而提出的）：一是加快与亚太周边地区的自贸区建设，二是发行与推广数字货币以与美元脱钩。

　　　三、加快与亚太周边地区的自贸区建设以另起炉灶？

　　中评社的社评提出的中国经贸战略转型、另辟蹊径的第一条路径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主要是与亚太周边地区的自贸区建设。这包括推进与日本、韩国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这些举措本身都没有问题，对优化中国的国际市场格局、促进外贸地域结构的多元化、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有一定作用。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以周边亚太地区为主要对象的区域性自贸区，尽管包含了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中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但并不包括目前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美国与欧盟，而这两者又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两个发达经济体——这一点在可预期的将来不会改变。

　　因此，加强与亚太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自身虽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要让其替代欧美成为中国贸易对象的主体，那么中国的外贸质量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这样的外贸地域结构转向、另起炉灶，不是优化、而是恶化中国的国际市场布局，不符合中国国务院刚刚通过的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针。

　　　　四、通过发行并推广数字货币而另起炉灶？

　　中评社的社评提出的中国经贸战略转型、另起炉灶的第二条路径是：通过发行并向贸易伙伴推广使用自己的数字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彻底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其理由是美国通过其控制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结算系统收取高额手续费，并动辄对其它国家企业或个人实施制裁。有评论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官方前段时间大力宣传开发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最核心的原因。

　　发行并推广自己的数字货币，将其用于与贸易货币的结算，与中国在过去十几年来努力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货币形式稍有不同而已；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一点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任何货币的发行，都免不了有国家信用（信誉）的背书；其能否受到其它国家的认可与接受，也取决于这一点。

　　数字货币表面上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似乎与国家信用（信誉）无关；但它毕竟依赖于网络系统，而网络系统不可能完全不受政府影响与控制，特别是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更何况中国目前正在强化执政党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其典型口号是“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如果中国与国际主流即美欧日经贸体系乃至价值观接轨，那么中国数字货币受到它们的认可与接纳，是很可能的。但如果中国始终无法融入后者，那么可以自然预期，中国数字货币也很难得到它们的认可与接受（它们会对此抱警惕态度，更倾向于使用自己发行的主权货币或数字货币），而可能仅仅只被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接受。那么，这样的另起炉灶，也必然无法优化中国的国际市场格局，反而可能由于人为造成两个阵营的对立、将自己置于非发达阵营对抗先锋的位置，招致发达阵营的围堵，恶化自己的国际环境，与中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

　　　　五、结论：融入国际主流经贸体系而非另起炉灶

　　综上所述，无论是推进与亚太周边地区的自贸区建设、加强经贸合作（甚至将其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尝试发行并推广自己的数字货币（或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其自身都不可能改善中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主体即美欧的经贸关系。其最大的可能效果，就是在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外围、与主流经贸体系并列甚至对抗的经贸体系。

　　如果这样的经贸体系形成，并成为中国对外经贸的重心，对中国是一个好事吗？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前“联合亚非拉、抗衡美欧日”的对外开放格局有何本质不同？这些亚非拉国家能为中国产品提供美欧一样强大的销售市场吗？能够为中国提供美欧所能提供优质产品、先进技术以及可供借鉴的管理经验与优良体制吗？能够推动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吗？显然不能。否则，当初邓小平何苦要大力扭转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将对外开放重心从亚非拉转向美欧日呢？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美国战略界一直涌动着一股与中国“脱钩”的主张。这种主张在双边贸易、投资、技术合作领域正在逐步成为部分现实。而在中国方面，无论是官方的正式表态还是民间的理智呼声，都是坚决反对这种脱钩主张的。那为何中评社的社评却主张抛开美国与欧盟这一国际主流经贸体系的两个最大力量而另起炉灶呢？这岂不是与官方的一贯表态也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中国对外经贸战略的确需要战略转型与另辟蹊径，但其正确的方向，不是与以美欧日为核心的国际主流经贸体系分道扬镳、另起炉灶，而是应该通过改革，积极消除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不一致的地方，化解与它的矛盾，争取更好地融入这一体系。当前，应该充分利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的有利时机，通过进一步的主动结构化改革，促进自身经贸体制的市场化、自由化，加速完成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的更好接轨与融合。

　　（注：作者余智教授为中国大陆经济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