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旧制度与大革命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塑胶线，悬挂昨晚刚洗的衣物，其中一件淡绿细直纹短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著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著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两点之间距离没那么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与当今中国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高速发展了40年。

法国为了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变革；中国的发展早已经冠上了改革开放之名。

法国大革命前正同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展开全球竞争；中国现在也同样面对着世界第一的全面竞争。

法国大革命前的人民获得了财产权，产生了资本家，农民有了土地，工人有了工资积累的财富，人民想得到更多的权力；中国人民的财富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得到的越多就希望能够得到的更多。

法国大革命对法国而言，实际上是一场灾难。

在大革命之前，法国是欧洲大陆的最强国，经济社会在发展，国家在进步，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前茅，对于当时全球霸主地位的英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但是，大革命之后法彻底退出了竞争，在以后的200年的时间里，法国一直落后在英国后边，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先后走上了统治舞台，后来又经历了拿破仑帝国和王权的复辟，直到1830年7月革命才算结束，历时40多年。

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大革命充满了血腥的气息。以1789-1799年这十年为例，就有1.66万人被送上了断头台，仅仅是1794年6月至7月期间，在巴黎就有1351个人被处决，在大革命时期至少有40万人死于革命，几百万人死于战场。

死者当中还有很多是著名人物，比如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罗兰夫人等等，都死在了自己曾经的同志手里。就如罗兰夫人所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有多少人是打着自由的幌子去干坏事、泄私愤。

在法国大革命最恐怖的时期，巴黎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同志变成了敌人，亲人变成了冤家，邻里变成了仇家，社会秩序完全崩溃，人们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同情怜悯和人性，剩下的只有杀戮和暴力。雨果曾经反省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大革命给法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创伤到一战前仍然没有完全抚平。

更可怕的是，人民付出了这么惨痛的牺牲，历史却从没有进步，虽然各个政治力量殊死搏斗，但是法国还是很快地落入了军事强人拿破仑之手。为了满足拿破仑的英雄梦，几年之内死伤了200万法国士兵，但是法国革命后的疆界却小于革命以前。

拿破仑倒台以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又再次复辟，国家又回到了原来的专制时期，人民的权益还不如革命以前。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却没有真正摧毁旧制度，以砸烂锁链为名，国家被砸烂了锁链却依旧存在。

正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惨烈和暴力，导致了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从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采取的都是变革模式，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产生如法国大革命那样血腥和摧毁一切的革命。

大革命为什么对法国产生如此之大的创伤？

第一，欧洲大陆各国当时都处在黑暗的旧制度之下，从黑暗程度来看，法国其实还算是比较开明的，为什么偏偏是法国爆发了大革命？

革命这个词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中国历史上经历了那么多的改朝换代式的革命，就连我们自己某种程度上都经历了革命。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我们的祖辈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的父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至于我们自己现在经历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只不过是没有冠以革命这个词而已。

那么革命究竟是什么？含义其实也很好理解，简单来说那就是破旧立新，打破旧的制度，旧的秩序，旧的规则，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准则和制度，其实也就是一场彻底的改变。

那么为什么要爆发革命？那是因为过去的制度已经让人们产生了不满意，也让人们有了反抗和破坏旧制度的的想法，革命就是人们不满情绪集中爆发的节点。

在我们学习的历史中，革命爆发的必然条件之一一定就是民不聊生，然后就是官逼民反，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农民起义，那都是天灾加人祸，农民被压迫的受不了，与其等死不如反抗，所以产生革命。

但是，法国大革命却不是这样的。托克维尔说：

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比起法国农民，当时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还在实行农奴制。农奴制的农民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不能随便外出，甚至结婚都要得到领主的批准，有的地方还有所谓的领主初夜权。此外，农奴每年还要服徭役，就是自带干粮给领主免费干1到2个月的活。

法国很早就取消了农奴制，农民基本上不用服徭役，他们可以拥有土地。法国国王试图从传统的金字塔式专制转向集权式专制，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转变成扁平化管理。如此一来，人民的负担从表面看确实是减轻了。减轻人民负担难免会伤害既得利益者们的权益力。对此，法国国王采取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取消贵族的政治权力，但保障经济权利，但是这么做带来了不良后果：

虽然领主不能再压迫农民了，但是领主权还在，农民还要给领主交税。如果说法国农民向别的国家的农奴一样，一没钱二没自由，可能大家还就接受被剥削的局面。可是现在法国是给了农民经济权益后又来剥削他，那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前农民接到一些严苛的法令，忍一忍那也就过去了，基本上没什么怨言，或者说敢怒不敢言。现在，农民经济上自主，随便一个政令，哪怕是温和得多，都会让农民愤怒抓狂。

国王直接管理人民，听起来是减少中间环节，是行政效率的提升，但是这种扁平化管理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领主们只拿钱不管事了，国王不知道人民的生活是否水深火热、是否怨气冲天；人民更不知道国王在干什么、想要做什么。实际结果是导致权力出现了真空，老百姓虽然有了土地等财产权，但是缴纳了沉重的税赋后彻底没人管了。

在欧洲中世纪，领主（贵族）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民的管理权是掌握在他们手里。一般情况下，国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贵族，贵族再分封给骑士，骑士只对贵族宣誓效忠，却不效忠国国王。那个时候，国王是管不了骑士的，自然而然也管不了老百姓。当时，有一条这样的法律，领主应该监督穷苦农民受教育，如果这些农民陷于贫困，领主你得有义务来救助他们。这种国王-领主（贵族）-骑士-人民的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虽然层级多、效率不高，但是稳定。人民生活在最底层，虽然困苦，但是还能有口饭吃，不至于去造反。所以，欧洲中世纪虽然黑暗，但是没有发生过中国古代那样的农民大起义、改朝换代的大屠杀和社会大倒退。

可是，当领主没有政治权之后，他不能直接管理人民，他的责任心也就大大下降了，以至于，后来出现大饥荒的时候，国王还不太明白农村里出了什么事，贵族却装作看不见自己享乐去了，这样就直接激化了国王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776-1788年，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大饥荒，但是因为金字塔式的管理和农奴制，却没有导致革命。

最后，贵族不能再奴役农民了，那就没必要呆在农村了。于是，贵族们纷纷就涌进城市，特别是巴黎。贵族走了以后，农民发现进城比在农村强的多，所以农民也跑了，乡村没人了，彻底走向没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农村一片凋敝，再加上税收连年增加，导致法国农民比几个世纪前生活的更苦更艰难，这个时候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怨气。在农村日渐荒凉的同时，巴黎这个城市却在畸形发展，各地的人都涌到这儿来讨生活，就像今天的北上广深。巴黎人口过多，使得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等等高度集中，就给法国带来了结构性风险，也就是说，一旦巴黎出了什么问题，各地也就只能是跟着出问题。人民怨气大，统治结构又脆弱，当时法国的局势看上去欣欣向荣，却远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凶险。

第二，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法国正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为什么还爆发了大革命？

革命发生在国家高速发展的阶段，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很少有国家是毁于衰落和开倒车，倒是经常有国家倒在高速发展的路上。比如说法国想从金字塔式的专制制度转向集权式的专制制度，当时就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改革措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遭遇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那么，法国能不能不进行改革呢？显然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法国在和英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如果从1337年开始的百年战争算起，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英法双方的竞争已经是快500年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法国不发展，那就等着被人打，法国必须放手发展，这就给传统的社会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法国国王强化了它的国家的管理，把一切权力都收到御前会议手中以利于提高效率。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改革税收制度、允许新闻自由、重开三级会议、扩大平民权利、废除教士和贵族特权等等。路易十六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重开三级会议特别是将第三等级的代表数量提高到第一和第二等级之和，法国大革命的大火开始熊熊燃起，这“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安定、避免革命发生的结论。临近巴黎的地区在革命前早就取消了个人徭役，军役税的征收比法国的其他财政区更正规、更轻、更平等，但这里却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法国的御前会由一些出身不高官位不高的人组成，这样他们就没办法对王权构成威胁，那就只能当国王的秘书，御前会议之外，法国各省由30名总督来管理，而这些人大多数也是出身不高，但是的权力非常大，对于省的行政司法商业治安等等负全责。表面上看，这一套体制效率很高，但是存在很多隐患：

这套体制很容易滋生腐败，御前会议也好总督也罢，都只是法国国王的代理人。为了保证行政权的顺利执行，只好废除一切干扰因素，比如说司法权，法国司法权原本是独立的，在判决当中会尽可能的保持中立和公正。可是老百姓有权了，动不动就跑去告政府，这就给行政权带来困难。御前会议干脆决定民告官的事由特别法庭处理，普通法庭不能插手，而所谓特别法庭就是御前会议这些人自己来裁定，自己监督自己审判自己，这是不是很荒唐，这就更加纵容了官员的无法无天。
行政效率下降。由于老百姓和基层没有约束官员的办法，大家只好拿起弱者的武器不负责，凡事都往外推，谁也不拍板，哪怕修个房子，房顶该铺几层瓦，都要上报给御前会议批准。御前会议平日里工作也很忙，这种芝麻这么大的事批下来等俩月，在此期间，工匠是光拿钱不干活，这又是社会浪费。
由于王权大包大揽，促进社会各类独有弊病的生长，进而推动它们朝自己固有的倾向演变。这个社会的居民，所有的关联都已经消失了，他们关心的只有自身和自身的利益，他们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全然不在意公众利益。专治治度竟然让这一趋势得到了更肆无忌惮的发展，而不是对其实施阻挠。造就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民众共有的情感，对彼此的需要，友好共处的必要性，一致行动的可能性，都已经被专治治度抢走了，它筑起墙壁，让大家被关在个人生活中出不来，它切断了原来就偏重于各管各事的世人之间的联系，将原来就漠不关心的世人彻底冰封。

以上种种，法国人民对他们的国王充满了仇恨。可是，法国国王却采取了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态度，觉得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就应该通过发展来解决。就像一辆汽车爆了一个轮胎就应该马上停车来检查，可是如果开得足够快，一开始还算平稳，但是到了最后不是失控就是翻车，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其实一切都晚了。

法国当时就是如此，问题越多就越是追求发展速度，而且发展速度越快问题就越多，这个坑是越挖越大，注定了革命必然发生在表面繁荣期。比如说法国国王为了应付战收军役税，特别是为了支持美国独立战争，打压英国人，又出钱又出力又出兵，损耗巨大，可是战争结束了，军役税还在收。但是老百姓不能告政府，法国国王听不到人民不满的声音，最后军役税是越收越重，法国人民对国家的怨恨也越来越深。

第三，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变得这么暴力？但这暴力革命为什么不仅没能摧毁旧体制，革命之后为何旧体制反而被继承了下来？

法国大革命期间杀人成为家常便饭，动不动就把人送上断头台，特别是在雅各宾派统治期间人称恐怖统治，仅仅一年时间，数千人被认为是反革命而被送上了断头台，而结束这种恐怖统治的方式也是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从何而来？

法国大革命是文人引发的革命。

法国的实际管理权落在了国王以及少数大臣的手里，原来基层权力核心的贵族和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国王和人民之间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人民不了解国王的执政方略，不知道政府想干什么，更不清楚行政权具体是怎么运行操作的，这样隔阂的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丁点问题和矛盾造成了所有人对现实非常的不满。这些不满被文人们鼓吹放大，激起人民造反。而国王的统治却因为改革导致对人民管理的失控，在一夜间都崩溃了。所以，法国大革命是文人引发的革命。

但是，文人对于如何治国往往是不了解的，他们更加渴望公平，而不是更加渴望自。他们只有对国王和贵族们的一腔的怨气，所以文人们提出的改革社会方案就很肤浅：杀死国王，干掉贵族，砸烂这个旧世界。然后呢？自由平等博爱？这只是口号，具体怎么办？这就没有然后了，最后只能继续实行国王以前的制度。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如何用新的方式治理国家，只能把国王的名义换成人民的名义继续推行专政，美其名曰人民主权。

文人们找不到对抗旧制度的方法，只好把矛头指向产生旧制度的背景上，比如说文化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等，他们试图寻找并且挖掉法国人所谓的劣根性。比如说有的人认为人民之所以接受暴政，那是因为尊重父亲，每一个父亲都是一个暴君，父亲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且能够无限连任，而且没有人能够约束他的权力，所以父权不是个好东西，是专制主义，因此要把自己的老爹打倒。这些荒谬的观点就鼓励了人们否定一切，推翻一切的情怀。

法国大革命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先讨论普遍原则，不讨论具体的政策该怎样执行，大家不关注国家的法律习俗，跟传统通通的丢在一边，只是抽象地讨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政治应该关注普遍原则，关注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但是政治也应该尊重传统，因为传统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比如英国革命，就是循序渐进的从1642年英国内战开始直到法国大革命结束，经过近200年。当时英国的法律依然不健全，英国的老百姓还承担着比法国人更高的税收，但是英国没发生大革命，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是贵族资本家主导的革命，社会政治权威的统治一直还在，原来的统治阶层——贵族还有权力和责任，遇到问题的时候，英国贵族会马上会解决，而这种事在法国绝对不可能出现。因为法国人没有公共的政治生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彼此隔阂，这就造成了革命的粗暴简单。

砸烂一个旧世界很容易，但建立一个新世界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流氓无产者领导的革命。

因为革命是文人发起，法国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沾染上情绪化的色彩，但是文人受过教育的，在革命的初期社会局面没有失控。可是文人没有实际管理经验，所以革命的领导权很快的就落到了军头流氓暴民等等流氓无产者的手中，这些人都是长期被压抑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心中充满着怨气和愤怒，他们总想找个地方发泄一把，现在机会来了，局面就开始走向失控了。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20年，法国出现了大量的黄色小说，这些黄色小说大都以国王、贵族大臣等当时的统治者们为主角，让社会政治权威彻底变成了淫荡的笑料。启蒙大师当中只有卢梭上过畅销书排行榜上，其他人都见不着踪影，哪怕是后来被人民认定是神的伏尔泰也不能幸免。为了传播启蒙思想，书商们不得不将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作品拆散了，插到黄色小说当中，这意味着读者要从这些书当中吸取一点营养，首先就得要接受几倍的毒害。

从过度浪漫的理想开始传递到没有操守的流氓无产者手中，法国大革命的血腥真的不是意外。

这些大革命的领导者有两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从来不承认他们的理论、政策、行为有什么错误，要是有错，那也是别人的错。他们获取权力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民众最想得到什么，他就许诺要实现什么，民众最痛恨什么，他就发誓要消灭什么。而实现什么、消灭什么就必须依靠革命，而革命又必须依靠暴力。恰恰法国又是一块适合革命的土壤，人民愚昧无知但又精力旺盛、激情澎湃、富于幻想、敢于冒险。当时的法国，不少人对所有的革命行为都无一例外地拍手称快，无论是屠杀生命还是关闭教堂，无论是没收富人财产还是全民服兵役，无论是取消大学还是限制物价。所以，许多法国人在晚上津津有味地读完黄色小说之后，第二天白天就走上街头闹事，与其说他们是志士与建设者，不如说他们是个彻头彻尾的破坏者和流氓。

其次，他们时刻把人民利益挂在嘴上。无论是杀人狂魔圣—茹斯特、马拉、罗伯斯庇尔，还是相对温和的布里索、佩蒂翁、罗兰夫人，都声称是为了自由、平等，为了人民的幸福，都打着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幌子。至于他们眼下所干的是否自由、平等，他们是不会去管的。拿罗伯斯庇尔为例，革命开始时，他是主张废除死刑的，可后来他却成了杀人魔王；革命开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是坚决主张实行美国式的言论出版自由的，但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后，便开始查封报刊书籍，抓捕处死不同意见人士。

在他们看来，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目的。罗伯斯庇尔面对别人的质疑，他不会避而不谈或者装着不知道，他会给出很多条强词夺理的理由，最大的理由就是革命的需要。现行的教科书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即便他们开始革命的时候有着良好的动机，但当他们开始胡作非为到处杀人的时候，其动机也变得可疑起来，或许满足自己欲望比实现理想变得更为重要了，一切动听的语言都让人疑窦丛生。正如柏克所批评的：

“本该是最美好的事情，却来自最奇怪而荒谬的方式，以最奇怪而荒谬的形态存在，同时也出自最为可鄙的工具。在这场充满了轻率与凶残的混乱中，一切都是那样不合理，所有的罪恶及愚昧的行径都汇集在一起。在这场畸形的悲喜剧中，最对立的情感竟是相互承袭：轻视与愤怒交替，欢笑与泪水混合，嘲笑与恐怖相伴。”“法兰西并非为了利益而牺牲德性，而是抛弃了利益，也出卖了德性。”

革命和人民的鲜血并没有带来法国人梦寐以求的自由平等博爱，却导致了法国百年动荡与更加彻底的独裁和专制。

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那些声称结束了恐怖统治的他的昔日的战友成了督政府，其治理手段依然是断头台，许多反对现政府和不合作的人士，依然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社会依然分为左中右，解决矛盾的办法依然是暴力。法国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暴政与争斗的循环之中。

大革命鼎盛时期，也是法国对外战争取得一连串胜利的时期。无论是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在对外战争上他们的观点都惊人地相似，都主张对外战争，既能利用民族情结鼓舞士气，又能转移国内矛盾，还能缓解人口压力。区别在于，吉伦特派的战争动员能力远不如雅各宾派。雅各宾派依靠强制手段和恐怖威胁，将那些不愿上断头台的青年送到前线。督政府时期，尽管内政千疮百孔，人们怨声载道，可政府依然举全国之力于对外战争，而且取得了一连串胜利。

当时的英国跟法国都出现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英国通过移民来化解这个压力，很多的英国人拖家带口的去了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等等的殖民地。法国用战争来化解，把一批批的人送上战场，穷兵黩武，这些平民子弟的生命白白就这么被消耗了，几百万人死于战场。两者的最终效果基本一样，但是英国因为殖民地的发展而变得更强，但法国却变得更弱。

军队的胜利让军人的威信与地位大幅度提高，于是拿破仑脱颖而出。拿破仑于“雾月政变”取得了政权，之后又当上了皇帝。拿破仑对反对派严厉打击、残酷镇压，极度骄奢淫逸，他的东方特色的皇帝生涯让法国社会倒退到荒淫无耻的路易十四时代，其专制程度让路易十六无法望其项背。但是法国民众对这样一个倒行逆施的野心家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欢迎，报刊上到处都是吹捧皇帝的文章，马路口随时可以听到“皇帝万岁”的口号声。“法国人的性格，任你如何鄙夷地去批判仍是枉然。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是爱之则加诸膝，恶之则坠诸渊。”

拿破仑之后是路易十八，路易十八之后是查理十世，查理十世下台之后又是七月王朝，之后又是第二共和国，接着又是拿破仑侄子建立的第二帝国，接着又是第三共和国。在这走马灯似的循环中，自由平等博爱早已经烟消云散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席卷整个法国的1848年工人、农民起义中，很多人高呼：“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历次较量中，法国都不乏热烈的支持者，让历史学家也看不懂法国人的政治取向。复辟王朝时期的大臣维勒尔伯爵抱怨道：“罪恶在我们的举止当中，我们的举止至今还受大革命的影响。”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又一次重大的革命运动，尽管其纲领是反对国家、反对中央集权，倡导自由公社联盟。但其革命方式则完全是大革命的复制，暴力和破坏，焚烧杜伊勒里宫、处决人质。雅克·鲁热里认为，公社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十九世纪法国的革命史诗的顶点和终点。”皮埃尔·米盖尔接着说：“应该补充说，也是巴黎史诗的顶点和终点，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

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大革命很像宗教，教义非常简单，就是打烂一切消灭一切毁灭一切，但是它所建立的革命模式和手段是史无前例的、惊世骇俗的，为世界上所有怀揣梦想及不安现状的人顶礼膜拜，让暴力革命成为时髦并被赋予了正义的身份。法国大革命在以后的日子里输出到了很多的地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参照雅各宾派专政组织最严密、手段最坚决的一场革命，布尔什维克武力解散由自己主持选举产生的议会（因为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建立秘密特务组织肃反委员会，思想犯成为反革命罪，没收富人财产，处死俄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大规模处决反对派，革命直接导致1250万人死于非命。当反对派被消灭后，革命又伸向了自己人，“大清洗”运动共逮捕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其中80%的人被枪决；1934年党的十七大选出的139个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枪决；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被杀。老百姓就更惨，被直接镇压的人数当在2000万左右，占全苏总人口1.9亿的1/10。难怪胡乔木曾经感叹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仅没收富人财产还没收穷人财产，不仅进行政治清洗还强迫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革命期间，被屠杀和饿死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超过30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约五分之一。

暴力的革命打破一切，但是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改变，法国大革命之后并没有出现民主自由，倒是出现了独裁和专制。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家对于人民的控制变得更加严格了，榨取的财富也更多了，人民过得还不如以前。

专制是一种毒品，它已经在人们的头脑当中生根发芽，所以当人们还是被专制者的时候，他就怨天怨地，但是一旦上位了，又觉得这样很好，继续按照熟悉的方式来去统治。所以，旧体制能够传承下来，无非就是改了个名字，用国家的名义，而不是用国王的名义去压榨人民。专制主义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对于从没有自由体验的人们来说，他们根本想象不出其他的可能性，这就让国家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死循环。

英国光荣革命的核心是诉求自由，兼顾了国王、贵族和人民的权力以及权益，建立了新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是用极少的暴力取得最佳结果的革命；而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是诉求平等，只能是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力和权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权力和权益，只能是暴力革命，他的代价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人民创造的财富在极短的时间里被付之一炬。

很多人都觉得自由平等是一回事，其实自由跟平等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立。如果认为平等先于自由，平等比自由大，那么为了大家都平等，那是不是要强制拿走一部分人多出来的东西去补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足，达到极致达到平均。

这是不是有点像一个监狱，在监狱任何人犯人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没有自由。

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放弃平等去拥抱自由，当然自由也有它的局限，在自由的环境下贫富差距会越变越大，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最终也会给富人带来伤害，使他们失去自由。所以说单独的自由跟单独的平等显然都不正确，好的社会应该是在自由的前提下兼顾平等。

法国的困境是人民长期生活在一个过于不平等的社会当中，他们对于平等有着过高的期待。与此同时，当时的法国人民又享受了许多不应该有的自由，比如说违法的自由，不遵守规则的自由，不交税的自由，欺骗的自由，污言秽语的自由等等。但他们却没有政治性公共性的自由，如集会的自由、建党结社的自由、游行的自由等等。

自由与平等都不是抽象的，需要人们从公共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法国大革命只想一劳永逸地搞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来。

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众持续的参与，也就没有内生新制度的能力，所以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封建王朝一样，注定只会推倒重复、再推倒再重复，不会创新。

为什么法国民众丧失了对自由的体验，这个其实是集权专制的客观结果。集权专制导致国王跟人民之间没有了中间层，国王跟他的代理人可以不断的挤压个体空间，结果就把人民变成了愚民与顺民。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表面上的良民或者是顺民，一瞬间就会转化成为暴民和流氓。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把自由放在了第一位。但是从根本上，当时的法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甚至把指点江山、个人义气视为自由，所以法国大革命想模仿英国的民主制度，但是没法成功，毕竟民主在更多情况下是一整套的制度。如果一人一票地选出坏人并且把他杀掉，这种少数服从多数也能算作是民主，那还不如专制社会。

没有自由的民主是危险的，依然没办法走出苦难的泥潭。

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呢？

很多人认为200多年前的法国与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几分相似，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我们的GDP已经世界第二，具备了与世界第一在全球竞争的能力。

但是因为我们缺失这些当年法国人缺失的东西，人们对于变革的渴望日益浓烈，不管你是富有的商人、中产阶级，还是农民，还是刚刚毕业的青年，很多人都对现状深感忧虑。在网络和很多时候，一些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开始蔓延，人们渴望变化；人们富裕了，但是人们得到的越多就希望能够得到的更多。

同时，人们又被某种的忧虑所占据。如果说在40年前我们普遍反思革命清算革命基础，确信应该是消灭革命告别革命了，现在很多人又在思考，革命真的能够永远避免吗？

总的来说，法国大革命给人们留下了几种执念，而这些执念在很多人头脑当中依然存在，需要特别警惕。

首先，好社会可以人工设计出来，可以割断它和历史传统的联系，革命者应该通过斩断过去的一切，再造出新的制度，来建造一个新的理想世界。
其次，个人情怀应该和时代变迁紧密结合，建设不完全靠理性，还得要靠意志和信仰。
其三，为了美好的未来，应该牺牲个体幸福。
再次，应该强迫人民提高素质，然后再给他们自由，这样子他们才能够用好这些自由。
最后，理性高于一切，传统通通是累赘。

这五点都曾经激荡着当年法国大革命引领者的心，在缺乏对复杂社会体验的前提下，我们很多人也会对此心旌摇动，但是这些都可能实现吗？

看到这些执念，又让人不禁想起了一句话，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人走弯路，或许还能找到一开始的方向，但是国家走上了弯路，就得要付出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法国大革命曾经的苦难，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大地，但是历史真的进步了吗？旧制度真的被涤荡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个永远的警钟。

文中数据及引用参考：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

2.〔法〕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4月；

3.〔英〕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

4.〔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5.〔英〕威廉·多伊尔《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6.〔英〕埃德蒙·柏克《反思法国大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8月；

7.〔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

8.〔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9.〔美〕谭旋《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