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尤瓦尔·赫拉利：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

Yuval Harari: 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

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各国的人民和政府在未来几周内做出的决定，很可能会改变未来世界的走向。影响的不仅是医疗保健系统，还将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我们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但还应考虑到这些行动的长期后果。在不同方案之间做选择时，我们不仅要问自己，如何克服眼前的威胁，而且还要问问自己，风暴过后我们将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上。是的，风暴终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紧急措施的性质，它们加快了历史进程。通常情况下，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审议的决定，现在几小时内即可通过。不成熟甚至危险的技术投入使用，因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风险更大。整个国家都在大型社会实验中充当豚鼠。每个人都在家工作，并且仅远程交流时会发生什么？整个学校和大学都上网时会发生什么？通常情况下，政府、企业和学校永远不会同意进行此类实验。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

在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在国族孤立主义与全球团结之间的选择。

皮肤之下的监控

为了遏制瘟疫，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某些准则。有两种主要方法可以实现此目的。一种方法是政府监视人民，并惩罚违反规则的人。如今，人类历史上首次，技术有能力一直监控每个人。五十年前，克格勃无法每天24小时追踪2.4亿苏联公民，也不可能有效处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克格勃依靠人类特工和分析师，不可能跟踪每个公民。可是现在，政府可以不用特务，而依靠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强大的算法去实现这个目标，。

在与冠状病毒的斗争中，一些政府已经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通过严密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数以亿计的面部识别摄像头，并迫使人们检查并报告其体温和医疗状况。中国政府不仅能迅速的识别疑似病毒感染者，还可以追踪他们的轨迹而甄别出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大量的手机应用提醒人们附近的感染病例。

这种技术应用不仅存在于亚洲。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最近授权以色列安全局，部署监视技术以追踪冠状病毒患者，该技术通常用于与恐怖分子作战。当国会相关委员会拒绝批准该措施时，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项"紧急命令"。你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并没有新意。近年来，政府和公司都在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来跟踪、监视和操控。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现在的瘟疫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因为它可能使迄今为止拒绝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出现监控正常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明监控从"皮肤之上"急剧转变为"皮肤之下"。

以前，当你的手指触摸智能手机的屏幕并单击链接时，政府想知道你的手指到底在单击什么。但是由于冠状病毒，政府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现在政府希望知道你的手指的温度及其皮肤下的血压。

紧急布丁法案

对于监控，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是如何被监控的。监控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十年前的科幻小说如今已成为市井旧事。作为一项思想实验，请考虑一个假设的政府，该政府要求每个公民每天都要佩戴生物特征识别手环，以监测24小时的体温和心率。所得数据通过政府算法进行存储和分析。这些算法甚至会在症状出现之前就知道你生病了，并且他们还将知道你去过哪里以及遇到了谁。感染链可以大大缩短，甚至完全切断。可以说，这样的系统可以在几天之内停止流行病的蔓延。听起来很棒，对吧？

缺点当然是，这种恐怖的新监控系统一旦具有合法性的后果。例如，如果你知道我单击的是 Fox News 的链接而不是 CNN 的链接，则可以提示你一些有关我的政治观点甚至个性的信息。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我观看视频时监视我的体温、血压和心率变化，则可以了解使我发笑、使我哭泣以及使我真正非常生气的原因。要知道，愤怒、喜悦、无聊和爱是生物现象，就像发烧和咳嗽一样。识别咳嗽的相同技术也可以识别发笑。 如果公司和政府开始大量收集我们的生物识别数据，他们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那么他们不仅可以预测我们的感受，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并向我们出售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从商品到政治观点。生物识别监控将使Cambridge Analytica 公司的数据黑客策略看起来像石器时代。想象一下2030年的朝鲜，那时每个公民都必须每天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如果您听取了伟大领袖的演讲，而手环发现你有愤怒的迹象，那么你就完蛋了。

当然，政府可以将生物特征识别，作为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施。一旦紧急情况结束，这些措施就会取消。但是，临时措施有持久保持下去的巨大惯性，尤其考虑到新的紧急状态可能会再次出现。例如，我的祖国以色列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通过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从新闻审查、没收土地到制作布丁的特殊规定（不是开玩笑哦）。独立战争早就赢得了胜利，但以色列从未宣布过结束紧急状态，并且也没有废除了1948年的许多"临时"措施（紧急布丁法令倒是于2011年被废除）。

即使在冠状病毒的感染者降至零的情况下，一些渴望获取公民数据的政府也可能会说，由于害怕第二次冠状病毒流行，或者因为中部非洲正在出现新的埃博拉病毒，他们需要保持生物特征监测系统继续运行。因为......你懂的。近年来，在我们的隐私问题上，一场激烈的战斗一直在进行。冠状病毒危机可能会打破这个平衡。因为当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健康。

肥皂警察

实际上，要求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受隐私和健康。我们可以选择保护我们的健康，阻止冠状病毒流行，不是通过建立极权主义的监视制度，而是通过增强公民的权力。最近几周，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精心实施了一些最成功的遏制冠状病毒流行的措施，这些国家虽然使用了跟踪应用程序，但更多地依赖于广泛的测试、诚实的报告以及充分掌握信息的公众的自愿合作。

集中监控和严厉惩罚并不是使人们遵守有益规则的唯一方法。当人们被告知科学事实，并且人们信任公共当局会告诉他们这些事实时，即使没有"老大哥"盯着，公民也会做正确的事情。一个有上进心和充分掌握信息的人群，通常比受到管辖的无知人群要强大得多。

肥皂洗手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人类卫生学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这个简单的动作每年可以挽救数百万的生命。虽然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发现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以前，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无需洗手就从一台外科手术转到另一台外科手术。今天，数十亿人每天洗手，不是因为担心什么肥皂警察在后面盯着，而是因为他们了解事实。我用肥皂洗手是因为我听说过病毒和细菌，我知道这些微小的生物会引起疾病，并且我知道肥皂可以清除它们。

但是要达到这种合规与合作水平，你需要信任。人们需要信任科学、信任公共权威以及信任媒体。在过去的几年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现在，这些同样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可能会倾向于走专制主义的道路，说什么你们不能信任公众会做正确的事。

通常，已经侵蚀了多年的信任不能在一夜之间重建。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在危机时刻，思想也会迅速变化。多年以来，你的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会发生激烈的争吵，但是当发生紧急情况时，你突然发现了隐藏的信任和友善，并急于互相帮助。要重新建立人们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而不是建立一个监控政权，现在并不晚。我们当然也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力。 我完全赞成监控自己的体温和血压，但不应该使用这些数据来创建一个功能强大的政府。相反，这些数据应该使我能够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这些数据也要让政府对它做出的决策承担责任。

如果我可以一天24小时追踪自己的病情，我不仅会了解自己是否对他人构成健康危害，而且还会了解哪些习惯对我的健康有所帮助。而且，如果我能够访问和分析有关冠状病毒传播的可靠统计数据，我将能够判断政府是否在告诉我真相，以及它是否在采取正确的政策来对抗流行病。每当人们谈论监控的时候，请记住，相同的监控技术通常不仅可以由政府用于监控个人，而且可以由个人用于监控政府。

因此，冠状病毒的流行是对公民身份的主要考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信任科学数据和医疗保健专家，而不是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我们最宝贵的自由，相信只有听任政府监控才是维护我们健康的唯一途径。

我们需要一项全球计划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重要选择是在国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做选择。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为了战胜病毒，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这是人类相对于病毒的最大优势。中国的病毒和美国的病毒不会相互交换如何感染人的心得。但是中国可以向美国传授许多有关冠状病毒及其应对方法的宝贵经验，一位意大利医生清晨在米兰发现的东西很可能晚上在德黑兰挽救生命。当英国政府对几项政策犹豫不决时，它可以从一个月前已经面临类似困境的韩国人那里获得建议。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全球合作与信任的精神。

各国应该愿意公开地分享信息，谦虚地寻求建议，并且应该信任所收到的数据和见解。我们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来生产和分销医疗设备，尤其是测试套件和呼吸机。与其每个国家都尝试在本地进行生产并囤积任何设备，不如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一致地努力，就可以大大加快生产速度，并确保可以更公平地分配救生设备。正如各国在战争中将关键产业国有化一样，人类与冠状病毒的战争可能会要求我们将关键的生产线"人类化"。较少冠状病毒病例的富裕国家，应该愿意向较多病例的较贫穷国家提供宝贵的设备，并相信如果以后需要帮助，别的国家也会同样帮助自己。

我们可能会考虑采取类似的全球努力来召集医务人员。当前受影响较小的国家可以派遣医务人员到世界上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以帮助他们，并获得宝贵的经验。如果未来流行病的发病重点转移了，帮助就会开始朝相反的方向流动。

经济方面也非常需要全球合作。考虑到经济和供应链的全球性，如果每个政府在完全不顾其他政府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事情，结果将是混乱和危机加深。我们需要一项全球行动计划，越快越好。

另一个要求是达成全球旅行协议。所有国际旅行暂停数月之久，将造成巨大的困难，并阻碍与冠状病毒的战争。各国需要进行合作，以便至少允许一小撮重要的旅客继续过境：科学家，医生，记者，政治人物，商人。这可以通过对旅行者在本国进行的预检查达成全球协议来实现。如果你知道只有经过严格检查的旅客才可以乘坐飞机，那么你会更愿意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家。

不幸的是，目前各国几乎没有做任何这些事情。国际社会陷入了集体瘫痪。房间里似乎没有大人。人们原本希望在几周前看到全球领导人紧急会议，以制定一项共同的行动计划。七国集团领导人仅在本周组织了一次电视会议，但并未制定任何此类计划。

在先前的全球危机（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年埃博拉疫情）中，美国担当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但是现任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领导人的职务。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关心美国的伟大而不是关心人类的未来。

这届政府甚至放弃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当它禁止所有来自欧盟的旅行时，它都没想到要事先通知欧盟，更不用说与欧盟商讨这一重要决定了。据称，美国曾向一家德国制药公司出价10亿美元，来购买新的 Covid-19 疫苗的垄断权，这使德国感到震惊。即使美国现任政府最终改变了立场，并提出了一项全球行动计划，也没人会去追随一个从不承担责任，从不承认错误，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人，荣誉归咎于自己的领导人。如果美国留下的空白没有其他国家填补，那么不仅阻止当前的疫情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也将在未来继续毒害国际关系。当然，每次危机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必须希望，当前瘟疫将帮助人类认识到全球不团结带来的严重危害。

人类需要做出选择。我们是走全球团结的道路，还是继续各据一方？如果我们选择不团结，这不仅会延长危机，而且将来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灾难。如果我们选择全球团结，这将不仅是对抗冠状病毒的胜利，也是抗击可能在21世纪纠缠人类的所有未来流行病和危机的胜利。

Humankind is now facing a global crisis. Perhaps the biggest crisis of our generation. The decisions people and governments take in the next few weeks will probably shape the world for years to come. They will shape not just our healthcare systems but also our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We must act quickly and decisively. We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our actions. When choosing between alternatives, we should ask ourselves not only how to overcome the immediate threat, but also what kind of world we will inhabit once the storm passes. Yes, the storm will pass, humankind will survive, most of us will still be alive — but we will inhabit a different world.  

Many short-term emergency measures will become a fixture of life. That is the nature of emergencies. They fast-forward historical processes. Decisions that in normal times could take years of deliberation are passed in a matter of hours. Immature and even dangerous technologies are pressed into service, because the risks of doing nothing are bigger. Entire countries serve as guinea-pigs in large-scale social experiments. What happens when everybody works from home and communicates only at a distance? What happens when entir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go online? In normal times,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educational boards would never agree to conduct such experiments. But these aren’t normal times.  

In this time of crisis, we face tw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hoices. The first is between totalitarian surveillance and citizen empowerment. The second is between nationalist isolation and global solidarity.  

 Under-the-skin surveillance 

In order to stop the epidemic, entire populations need to comply with certain guidelines.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of achieving this. One method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monitor people, and punish those who break the rules.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technology makes it possible to monitor everyone all the time. Fifty years ago, the KGB couldn’t follow 240m Soviet citizens 24 hours a day, nor could the KGB hope to effectively process all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The KGB relied on human agents and analysts, and it just couldn’t place a human agent to follow every citizen. But now governments can rely on ubiquitous sensors and powerful algorithms instead of flesh-and-blood spooks. 

In their battl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several governments have already deployed the new surveillance tools. The most notable case is China. By closely monitoring people’s smartphones, making use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ce-recognising cameras, and obliging people to check and report their body temperature and medical conditi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an not only quickly identify suspected coronavirus carriers, but also track their movements and identify anyone they came into contact with. A range of mobile apps warn citizens about their proximity to infected patients.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is not limited to east Asia.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of Israel recently authorised the Israel Security Agency to deploy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normally reserved for battling terrorists to track coronavirus patients. When the relevant parliamentary subcommittee refused to authorise the measure, Netanyahu rammed it through with an “emergency decree”.
You might argue that there is nothing new about all this. In recent years both governments and corporations have been using ever more sophisticated technologies to track, monitor and manipulate people. Yet if we are not careful, the epidemic might nevertheless mark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of surveillance. Not only because it might normalise the deployment of mass surveillance tools in countries that have so far rejected them, but even more so because it signifies a dramatic transition from “over the skin” to “under the skin” surveillance.

Hitherto, when your finger touched the screen of your smartphone and clicked on a link,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know what exactly your finger was clicking on. But with coronavirus, the focus of interest shifts. Now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know the temperature of your finger and the blood-pressure under its skin.

 The emergency pudding 

One of the problems we face in working out where we stand on surveillance is that none of us know exactly how we are being surveilled, and what the coming years might bring.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at breakneck speed, and what seemed science-fiction 10 years ago is today old news. As a thought experiment, consider a hypothetical government that demands that every citizen wears a biometric bracelet that monitors body temperature and heart-rate 24 hours a day. The resulting data is hoarded and analysed by government algorithms. The algorithms will know that you are sick even before you know it, and they will also know where you have been, and who you have met. The chains of infection could be drastically shortened, and even cut altogether. Such a system could arguably stop the epidemic in its tracks within days. Sounds wonderful, right?

The downside is, of course, that this would give legitimacy to a terrifying new surveillance system. If you know, for example, that I clicked on a Fox News link rather than a CNN link, that can teach you something about my political views and perhaps even my personality. But if you can monitor what happens to my body temperature,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rate as I watch the video clip, you can learn what makes me laugh, what makes me cry, and what makes me really, really angry. 
It is crucial to remember that anger, joy, boredom and love are biological phenomena just like fever and a cough. The same technology that identifies coughs could also identify laughs. If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s start harvesting our biometric data en masse, they can get to know us far better than we know ourselves, and they can then not just predict our feelings but also manipulate our feelings and sell us anything they want — be it a product or a politician. Biometric monitoring would make Cambridge Analytica’s data hacking tactics look like something from the Stone Age. Imagine North Korea in 2030, when every citizen has to wear a biometric bracelet 24 hours a day. If you listen to a speech by the Great Leader and the bracelet picks up the tell-tale signs of anger, you are done for.

You could, of course, make the case for biometric surveillance as a temporary measure taken during a state of emergency. It would go away once the emergency is over. But temporary measures have a nasty habit of outlasting emergencies, especially as there is always a new emergency lurking on the horizon. My home country of Israel, for example,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during its 1948 War of Independence, which justified a range of temporary measures from press censorship and land confiscation to special regulations for making pudding (I kid you not).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has long been won, but Israel never declared the emergency over, and has failed to abolish many of the “temporary” measures of 1948 (the emergency pudding decree was mercifully abolished in 2011).

Even when infections from coronavirus are down to zero, some data-hungry governments could argue they needed to keep the biometric surveillance systems in place because they fear a second wave of coronavirus, or because there is a new Ebola strain evolving in central Africa, or because . . . you get the idea. A big battle has been raging in recent years over our privacy. The coronavirus crisis could be the battle’s tipping point. For when people are given a choice between privacy and health, they will usually choose health.

 The soap police 

Asking people to choose between privacy and health is, in fact, the very root of the problem. Because this is a false choice. We can and should enjoy both privacy and health. We can choose to protect our health and stop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not by instituting totalitarian surveillance regimes, but rather by empowering citizens. In recent weeks,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fforts to contain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were orchestrated by South Korea, Taiwan and Singapore. While these countries have made some use of tracking applications, they have relied far more on extensive testing, on honest reporting, and on the willing co-operation of a well-informed public.

Centralised monitoring and harsh punishments aren’t the only way to make people comply with beneficial guidelines. When people are told the scientific facts, and when people trust public authorities to tell them these facts, citizens can do the right thing even without a Big Brother watch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A self-motivated and well-informed population is usually far more powerful and effective than a policed, ignorant population.

Consider, for example, washing your hands with soap.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advances ever in human hygiene. This simple action saves millions of lives every year. While we take it for granted, it was only in the 19th century that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ortance of washing hands with soap. Previously, even doctors and nurses proceeded from one surgical operation to the next without washing their hands. Today billions of people daily wash their hands, not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the soap police, but rather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 facts. I wash my hands with soap because I have heard of viruses and bacteria, I understand that these tiny organisms cause diseases, and I know that soap can remove them. 

But to achieve such a level of compliance and co-operation, you need trust. People need to trust science, to trust public authorities, and to trust the medi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rresponsible politicians have deliberately undermined trust in science, in public authorities and in the media. Now these same irresponsible politicians might be tempted to take the high road to authoritarianism, arguing that you just cannot trust the public to do the right thing.

Normally, trust that has been eroded for years cannot be rebuilt overnight. But these are not normal times. In a moment of crisis, minds too can change quickly. You can have bitter arguments with your siblings for years, but when some emergency occurs, you suddenly discover a hidden reservoir of trust and amity, and you rush to help one another. Instead of building a surveillance regime, it is not too late to rebuild people’s trust in science, in public authorities and in the media. We should definitely mak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too, but these technologies should empower citizens. I am all in favour of monitoring my body temperature and blood pressure, but that data should not be used to create an all-powerful government. Rather, that data should enable me to make more informed personal choices, and also to hold government accountable for its decisions.

If I could track my own medical condition 24 hours a day, I would learn not only whether I have become a health hazard to other people, but also which habits contribute to my health. And if I could access and analyse reliable statistics on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I would be able to judg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telling me the truth and whether it is adopting the right policies to combat the epidemic. Whenever people talk about surveillance, remember that the same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can usually be used not only by governments to monitor individuals — but also by individuals to monitor governments.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thus a major test of citizenship. In the days ahead, each one of us should choose to trust scientific data and healthcare experts over unfounded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self-serving politicians. If we fail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 we might find ourselves signing away our most precious freedoms, thinking that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afeguard our health.

 We need a global plan 

The second important choice we confront is between nationalist isolation and global solidarity. Both the epidemic itself and the resulting economic crisis are global problems. They can be solved effectively only by global co-operation.

First and foremost, in order to defeat the virus we need to share information globally. That’s the big advantage of humans over viruses. A coronavirus in China and a coronavirus in the US cannot swap tips about how to infect humans. But China can teach the US many valuable lessons about coronavirus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What an Italian doctor discovers in Milan in the early morning might well save lives in Tehran by evening. When the UK government hesitates between several policies, it can get advice from the Koreans who have already faced a similar dilemma a month ago. But for this to happen, we need a spirit of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ust.

Countries should be willing to share information openly and humbly seek advice, and should be able to trust the data and the insights they receive. We also need a global effort to produce and distribute medical equipment, most notably testing kits and respiratory machines. Instead of every country trying to do it locally and hoarding whatever equipment it can get, a co-ordinated global effort could greatly accelerate production and make sure life-saving equipment is distributed more fairly. Just as countries nationalise key industries during a war, the human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may require us to “humanise” the crucial production lines. A rich country with few coronavirus cases should be willing to send precious equipment to a poorer country with many cases, trusting that if and when it subsequently needs help, other countries will come to its assistance.

We might consider a similar global effort to pool medical personnel. Countries currently less affected could send medical staff to the worst-hit regions of the world, both in order to help them in their hour of need, and in order to gain valuable experience. If later on the focus of the epidemic shifts, help could start flow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Global co-operation is vitally needed on the economic front too. Given the global nature of the economy and of supply chains, if each government does its own thing in complete disregard of the others, the result will be chaos and a deepening crisis. We need a global plan of action, and we need it fast.

Another requirement is reaching a global agreement on travel. Suspending all international travel for months will cause tremendous hardships, and hamper the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Countries need to co-operate in order to allow at least a trickle of essential travellers to continue crossing borders: scientists, doctors, journalists, politicians, businesspeople. This can be done by reaching a global agreement on the pre-screening of travellers by their home country. If you know that only carefully screened travellers were allowed on a plane, you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accept them into your country.   

Unfortunately, at present countries hardly do any of these things. A collective paralysis has gripp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 seem to be no adults in the room.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to see already weeks ago an emergency meeting of global leaders to come up with a common plan of action. The G7 leaders managed to organise a videoconference only this week, and it did not result in any such plan.

In previous global crises — such as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14 Ebola epidemic — the US assumed the role of global leader. Bu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has abdicated the job of leader. It has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it cares about the greatness of America far more than about the future of humanity.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abandoned even its closest allies. When it banned all travel from the EU, it didn’t bother to give the EU so much as an advance notice — let alone consult with the EU about that drastic measure. It has scandalised Germany by allegedly offering $1bn to a Germa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to buy monopoly rights to a new Covid-19 vaccine. Even i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eventually changes tack and comes up with a global plan of action, few would follow a leader who never takes responsibility, who never admits mistakes, and who routinely takes all the credit for himself while leaving all the blame to others. 
If the void left by the US isn’t filled by other countries, not only will it be much harder to stop the current epidemic, but its legacy will continue to poi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years to come. Yet every crisis is also an opportunity. We must hope that the current epidemic will help humankind realise the acute danger posed by global disunity.

Humanity needs to make a choice. Will we travel down the route of disunity, or will we adopt the path of global solidarity? If we choose disunity, this will not only prolong the crisis, but will probably result in even worse catastrophes in the future. If we choose global solidarity, it will be a victory not only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but against all future epidemics and crises that might assail hu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Yuval Noah Harari is author of ‘Sapiens’, ‘Homo Deus’ and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Copyright © Yuval Noah Harari 2020

转：高雅创作：一位迫真高中生写给杜甫叔叔的信

杜甫叔叔：

您好！

我是一位披着马甲的高中理科生。我喜欢大唐盛世的文学，喜欢开疆拓土豪气干云的边塞诗歌，喜欢斗酒百篇的浪漫情怀，唯独你的《杜甫日记》，一看就让我生气，满满的负能量。好几年了，不吐不快。怎奈，你是一个古人，鞭尸都找不到骨灰。我忍着，忍着，就这么忍着。刚刚，我读了一个以高中理科生口吻写给武汉作家方方阿姨的信，看得我备受鼓舞，血脉喷张，我决定向他学习，一吐我积压已久的愤怒。

国家不幸诗家幸。安史之乱，国难当头，你没有长缨在手，血洒沙场，拿着帝国的工资，做自媒体小号，苦心孤诣地做你的“诗圣”梦，经营自己的名声。你成功了，你是国难当中最大的赢家。

我很悲愤，比司马迁遭受宫刑之辱还要悲愤。我不愿拍着我的屁股跟你说话，我要拍着我的胸脯，像个男人一样，直言不讳地批评你。我不会那么没有教养，拿男女之事教训你。我也不会拐着弯的，恶毒地咒骂你，我要像大炮一样，公开地轰，像红卫兵小将一样，大鸣大放。

【一】

杜甫叔叔，你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文人，你抹黑我们大唐。你扪心自问，公元759年之前，你去潼关等地之前，你算什么？李白比你强多了，你给人家提鞋都不配，你凭什么日后跟他齐名？在此之前，你在大唐的诗人当中，泯然众人矣，毫不出色。你就是一个普通诗人，一个拍皇尚马屁都不利索的普通干部。你之所以大名鼎鼎，名垂青史，影响中国文学史1200年，就是因为你写了“三吏”“三别”。

三别，就是《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三吏，就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

这是你在国难当头写下的《杜甫日记》。这是你别有用心的铁证。

你的《石壕吏》，我们的高中课本选过，写的是陕西石壕一对伟大的老夫妇，他们的三个儿子共赴国难，到了山东。在今天看来，不算远，但是在那个时候，当然是很远很远的，因为指挥系统暂时失灵，三个之中死去了两个，一个还在军队里。前线还需要补充兵员，老爷爷有事跳墙走了，只剩下老奶奶。

那一夜，你杜甫投宿他们家，亲临现场。你看到征兵的同志到了他们家，你听见老奶奶深明大义的告白。期间，也有悲伤的哭泣。这些，你都听见了。她说了，我老婆子上，我要去军队当一名炊事兵，为国家尽最后的忠诚。可是，你写的是什么鬼东西？

天亮以后，老奶奶跟着征兵的同志走了。老爷爷也从墙外回来了，你杜甫和老爷爷作别，写下这么一篇《石壕吏》。

我看了，实在是寒心。寒心啊，寒心。你没有像伟大的记录者一样，把老奶奶出征去当兵说成慷慨赴死，你没有把这个英雄的家庭，描绘成祖国不屈的人民。你把她的形象写得那么卑微。好像征兵的同志，是国家的爪牙，是恶魔的化身，是平庸的恶。

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走在西安，缅怀伟大的盛世，总有人跳出来说，那不是什么盛世，你看目击证人杜甫揭露的真相是什么。搞得我们一脸懵逼。大唐帝国走过一段弯路，经受过挫折，有过教训，停摆过一段日子，可是，放眼整个大唐，瑕能掩瑜吗？

杜甫叔叔，九泉之下，你惭愧吗？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为谁写作？

【二】

杜甫叔叔，你不成熟，你不懂事。不能说你不爱国，不能说你对大唐不忠诚，但是，你的认识论，你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你不知道你破坏了大唐的形象，内部妨碍了共识的凝聚，外部给敌对势力攻击我们大唐提供了口舌，授人以柄。

你很可惜。我对你，又气又恨又怜。

你没有认清这场国难是怎么导致的，你没把安禄山、史思明这种畜生不如的叛贼当做罪恶的源头，反而含沙射影，把战争的根源归结于皇尚穷兵黩武。你总是在挑刺。哪怕山花浪漫时，遍地吹军号，你记下的总是哀鸿遍野。

你的写作太过负能量，你没有给当代的人民鼓劲，也没有为后代的人民留下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个诗人，你愧对这个大唐盛世。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你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你居然像后世那个脾气火爆的女医生一样“老子到处说”，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我很失望。

当然，你在陕西石壕，用诗写出的日记，可能不是造谣。也许，我刚刚说的那个版本，才是被涂改过的虚假的版本。即使如此，我仍然对那些涂改真相的人，表示感谢。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写出真相，他们相信的是本质真实、整体真实，而不是你这样的现象真实、局部真实。

你啊，只见树木不见林。

一叶障目，说的就是你这样迂腐的诗人。

【三】

杜甫叔叔，你对我们大唐帝国的爱不够深沉。你口口声声说你爱祖国，爱人民，不能说你在演戏，但是，我看你的真诚是需要打折扣的，你的文字当中看不到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

大唐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叛贼，那样的历史大反攻，是何等壮观的史诗？收复首都长安之后，唐明皇旌旗招展，回到长安，小皇尚出城迎接。京城内，干部群众夹道欢迎，欢呼不已，这是一件必将载入史册的盛事。

举国欢腾，然而，杜甫叔叔，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的眼中看不到正面的、积极的、有希望的东西。再伟大的工程，在你看来，都是需要反思的。你骗了无数流量的《潼关吏》，一看开头还不错，采写防御叛贼的伟大的军事工程，这很好。

关键时期，你在现场，也很好。

你看到我们的大唐将士，在修筑潼关工事，很好，很好。这可不是一道简单的关隘，而是一个雄伟的堡垒群，跟后世的马利诺防线，诺曼底防线相比，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守关的将士跟你说：“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多么了不起的防御工事，鸟都飞不过去，叛军来了又如何，但叫他有来无回，首都长安万无一失啊。

看到这么固若金汤的伟大的防御工事。你的日记是怎么写的呢？你表面上似乎受到了鼓舞，动笔的时候，却凄凄哀哀的说，四年之前，潼关失手，一败涂地，士兵变成了黄河中的鱼鳖，将军也被叛贼所俘虏。

说句鼓舞人心的话会死吗？

你假惺惺地嘱咐镇守潼关的将士，不要学习那个被敌兵俘虏的将军。我看了，真的气不打一处来。就你聪明？就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你吸取教训，他人都是傻子？我们的长安最后是怎么收复的？靠你一刀一枪拼下来的？

杜甫叔叔，我实在不愿意说脏字。我忍。

【四】

杜甫叔叔，你知道吗，你的日记给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提供了武器，授人以柄。你知道吗？

帝国的军队反击叛军，在艰难中前行，穿越黎明前的黑暗，你非要把他写成挣扎。

帝国需要军人，壮年要，青年也要，在青壮年不足之后，老翁要，老婆子也要。在一家青壮年全部壮烈牺牲之后，老婆子躺在地下哭，带着寒冬的味道，在那里站立，老翁呢，扔掉走路的拐杖，穿上军装，毅然决然的跟随征兵的同志奔赴前线。这么一件热血沸腾的故事，被你写成了《垂老别》，你说你是何居心？

这位老爷爷带着誓死的决心，为国请战，而你把他写成生无可恋的悲剧。你要把他的绝地反击，写成绝望的悲哀。把他的义无反顾，写成人世间莫过如此的悲剧。你看不到他对祖国的责任感。

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杜甫叔叔，你把你的才华用偏了。你写了《垂老别》还嫌不够，你还要写《新婚别》。

新婚的第二天早晨，新郎跟随征兵的同志赶赴前线，这又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壮举，然而你把他写成妇女的哀嚎。你的诗中，看不到大唐妇女坚贞不屈的形象，你不能用金光闪闪的字样，描绘他们的精神世界，你非要写他们悲苦、哀怨、绝望。

写了《新婚别》，你还嫌不够，又要写《无家别》，进一步给吐蕃、回鹘，给境外敌对势力提供反动素材。没有父母，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逃的逃，亡的亡，饿死的也都饿死了，被逼上吊的上吊了，被逼跳河的跳河了，只剩下一个单身汉，他要向谁道别呢？你为何要写这样的故事？

这个单身汉，真有其人吗？

就算他是真的，你一定有闻必录吗？你认定这是对大唐最有利的工作方式吗？你就不怕刁民借题发挥？不怕敌对势力借机生事？你考虑过人民利益吗？你敢肯定，你这样做，对人民有利吗？

你的立场哪里去了？

【五】

你这是忠诚吗？

在国家不幸的岁月，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素材你不选择，你戴着有色眼镜选择那些敌对势力感兴趣的素材，你居心何在？你还记得李光弼将军吗？他没有决胜的把握，但是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这个你是知道的。中原大战中，正史作家是怎么写的，这个你知道吗？

我来告诉你。

李将军和士兵们说，你们看看我手中的红旗，在我红旗挥舞往下挥动三次的时候，你们必须万众一心，拼死出击。

你看看正史中的场面是多么的感人。

李将军说完之后，手持短刀插入他的军靴，说：我是国家大臣，万一战事不利，各位将军，在前方战死，我也绝不苟且偷生，我一定举刀自杀，不让你们孤独的死去，我陪着你们。

最后的结果，你是知道的，在这场决死的战争中，李将军击败了敌方的将领，扭转了局势。

多么伟大，多么光荣的一战啊。

杜甫叔叔，这么震撼人心的史诗级的场面，你为什么不为他写诗？而要等着未来的史官去书写呢？

【五】

杜甫叔叔，你不懂得感恩。

你的爸爸当过地方领导。不再往上数，就此打住，你也是一个官二代，从小就过少爷的生活。你不会种田，给首长写信要官，虽说拖了几年，毕竟给你了。大大小小，你都是一个干部。虽然官位不高，你也是有特权的，你自己也承认，不当兵，不纳税。你不但太平日子里可以靠剥削生活，就在人民饥饿挣扎的时候，你比普通老百姓也过得好多了。

你享有特权还不知道感恩。这是你的问题。

你穿谁的，吃谁的？你忘了？

你不是后世的职业作家，大唐的社会分工还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靠写诗，领工资，纳税，养活自己。你还没有纳税人的资格，你还没资格矫情，你受恩于国家，怎么不知感恩？

你在军士们拼命收腹首都之后，在曲江边，和你的朋友们写诗唱和，彼此奉承，偶尔你还会写一写春花秋月鸳鸯蝴蝶，到曲江边跟人喝酒，谈诗论艺。

这样的岁月静好，是谁带来的？

叛军是你打败的吗？

你不知感恩，别人感恩，你还说风凉话。

【六】

杜甫叔叔，你很虚伪，你知道吗？

你那么爱国、爱人民，你为什么不去前线打仗？

在《石壕吏》当中，你自己说你投宿在他家，可是你挺身而出了吗？

回鹘的军队在支援帝国的名义之下，蹂躏中原的人民，那时候你在哪里？你拿起刀枪奋勇抵抗了吗？

张巡、许远两位将军为了保存帝国的疆土，死守睢阳，粮食不足，人吃人，多达两三万，这个时候你在哪里？是的，你的孩子有饿死的，这是你的不幸。可是，还有多少人家比你惨烈，你知道吗，杜甫叔叔？我们的胜利，是用人民的血换来的，你的负能量的字，对得起谁啊？

是的，你写的，不应该叫做诗，你写的就是字，负能量满满的字。

你的内心，我不妄加揣测，就说你人肉出的素材，你的行为。

叛军占领长安的时候，你殉职了吗？殉国了吗？没有。你匆匆地跑回首都附近，去你自己的家，看你自己的妻儿，用你那一点特权，照顾他们。

帝国军队邺城溃败，一直到潼关，千里之间，一片死寂。郭子仪将军退保洛阳，截断敌军。这个时候，你杜甫作为华州司功，一个州县地方干部，你在干什么？你没有像书法家颜真卿那样奋勇抗敌，你在仓皇中跑到洛阳、巩县，看你祖传的遗产，是否还有一些收割的迹象。

小皇尚初回长安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写：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字里行间都是闲情逸致，人民的斑斑血泪，你看到了，可是你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吗？同甘苦共命运了吗？

【七】

杜甫叔叔，你自私，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你为了自己“诗圣”的历史地位，你为了立言，为了做所谓“人民的诗人”，置大唐平乱的伟大历史成就于不顾，没有讴歌将士们伟大的不屈的精神。你要以精神独立的面貌，在正史之外，在《旧唐书》、《新唐书》之外，用你的《杜甫日记》，写一个诗歌版的“杜氏唐史”，还要把自己变成新旧唐书都要为你作传的历史人物。

你野心不小啊。

你是大唐最有才华的诗人吗？不见得。就是那帮朋友，跟你一起在长安，在曲江写诗唱和的朋友，是不是数你最有才华？不是吧？为什么他们不写你这样的诗作？因为他们的文艺观，跟你不一样。他们热爱大唐。从古至今，你见过哪个热爱祖国的公民，抹黑过自己的国家？

杜甫叔叔，你混淆了大唐、唐政府、人民的关系。跟共和时代不一样，大唐那会儿，国家、政府和人民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你爱人民，要做人民的诗人，就不能抹黑政府，不能丑化基层干部的形象，恶意挑拨干群关系。

1200多年来，你终于以伟大的“诗圣”的面目走向了我们，你的诗被称为“诗史”，你的人被称为“诗圣”。人们为你建祠画像，把你捧到了天上。

你满意了吗，野心家叔叔？

都说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怀疑，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你登上了神坛，你的诗被人反复吟诵，像我这样责怨你的人却成了跳梁小丑？

关于高中生的信的对话

关于高中生的信的对话

一封16岁高中生给方方的信，最近在网络上流传，反响甚广，讨论甚众。两个网友的问答，颇有些意思，隐去其名，摘录在此。

网友A提问，“中学生信中说，“我们政治老师讲，任何政权都不是十全十美，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没有瑕疵”。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这句话哪里说错？

网友B回答：这句话当然没错。那么就说说这个政党的“不完美”和“瑕疵”？都有哪些呢，专制独裁，算一个吧？

网友A再问，可悲，一个16岁的少年在你们所谓‘不完美的中国’培育了你们老一代，尚且没有像65岁的方方那样自负的说出西方优越感。一个少年可以冷静理性而且谦虚的提问长辈，可是她得到的回付尽然是含糊不清如西方创造了科学此类没有常识的定论。请问西方制度完美么？

网友B回答：现在已经不能说是“西方制度”了，东方的国家，日本，韩国也都采取了民主自由的制度。这个制度，取代了专制独裁，给社会带来强大的生命力。它打败了纳粹，也战胜了共产主义，从欧洲，到美洲，从亚洲到澳洲，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你维护的那个独裁专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已经是属于历史垃圾堆里的东西了。你还在说什么完美，简直是笑话。

方方的回答，很温和，不过稍微有些隐晦。人类的历史发展，从来都是从”不完美“到”更好“，抗生素完美吗？总比香灰要好。高铁完美吗？总比马车强。电脑完美吗？总比算盘要好。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一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躲在”不完美“的城墙后面，固守着落后的制度，并且用这个固步自封的理论，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人应该去大胆的思考自己的不完美，从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告诉自己，既然都”不完美，这样也挺好”。前朝的遗老遗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鸦片的安慰中，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让今天的少年，还在问”专制独裁是不是完美“！

您和文中16岁的少年，都在问”这句话错了吗“？其原因就是”你们所谓‘不完美的中国’培育了你们“。这个教育体系教给学生现代的数学，化学，物理学，却没有教现代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辨。说句不好听的话，教育出了合格的工程师，医生，却没有教育出合格的公民，为什么会这样，只是教育体系的失误，还是有意为之？所以才有这种”不完美“的疑问。不过既然能问，就是好事，因为问题的后面，总会有思考和探索，还有各种讨论。这些讨论可能很不愉快，也会产生更多的疑问，但是no pain no gain。生而为人，还有什么比自由的思考，更让人愉快呢？

网友A又追问：中国并非是完全一党执政制，也有多党派，按你说中国就是独裁？那中国发展经济拓展丝绸之路就是传播病毒？寻求国际话语权，只需西方评论中国人权，那中国没有资格评论西方人权？西方媒体和政府对人权保护是完美无暇的？你说中国该怎么做，才能迎合你们的逻辑思维？

网友B回答：如果您认为中国大陆目前不是一党独裁，那么49年以后，有哪些政党曾经取得执政党地位？或者说，哪一个政党参与过对公职的竞选？如果这都不算独裁，那什么才算是独裁呢？

牛津教授陈铮鸣：英国防疫策略是近乎无情的理性

原标题：专访牛津教授陈铮鸣：英国防疫策略是近乎无情的理性

　　当意大利封锁全境、法国宣布学校停课，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最新制定的防疫政策饱受争议。尽管他在3月12日宣布英国的防疫行动进入了第二阶段，但他宣布的最主要三个政策是出现发烧或者咳嗽症状的人要进行自我隔离，学校取消海外旅行，超过70岁或者健康状况有问题的人不要乘坐邮轮，并反复强调洗手对于预防新冠肺炎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英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上升，截至当地时间3月13日早上九点，798人确诊。但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表示，英国目前实际的感染人数可能在5000到10000人之间。随着英国进入防疫行动的新阶段，英国政府表示将不再对出现轻微症状的病人进行检测，这部分人被要求在家隔离，新冠病毒检测将只对病重入院的患者展开。

　　英国政府此前公布了针对新冠肺炎的防疫行动计划，分为防堵、拖延、研究和减损四个阶段。随着感染数量的增加，防疫工作从防堵进入了拖延阶段，即如何放缓病毒在英国的蔓延以及减少到达峰值的影响。

　　约翰逊将新冠肺炎形容为“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但他同时表示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时机非常重要，因此暂时并未宣布关闭学校或者停止大规模集会。对于是否关闭学校的选择，约翰逊表示：“科学建议是目前这么做的危害大于好处。”

　　与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力度相比，英国的对策引发批评。英国前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批评约翰逊政府在英国距离意大利的现状只差4个星期的时候无所作为。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表示，英国迫切需要执行保持社交距离和关闭政策，而英国政府是在拿公众的健康“玩轮盘赌”，是一个重大错误。

　　但瓦兰斯表示英国政府现在采取的措施可以缓解疫情高峰期的到来，并有助于在英国产生群体免疫。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受感染人群都是轻症，他们在治愈后可以产生某种群体免疫，让更多的人对新冠肺炎免疫。瓦兰斯预计大约60%的人口在感染病毒治愈后英国才能实现群体免疫，这一数字经过不同角度的解读变得争议。

　　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英国政府的做法有时候是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但其中考虑到了英国的国情和民众心理。他表示在英国准备了更多举措，但这些措施在什么时候实施才能达到最大效果是英国政府的重要考量，尽管这导致了英国的对策在和中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比时看起来让人难以理解。

　　“武汉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不能挤兑医疗资源，不能让医生感染，这是非常关键的。”陈铮鸣说。

　　《财经》：和法国宣布学校停课、意大利宣布封锁全国相比，英国政府的对策是否过于轻视？

　　陈铮鸣：官方说是基于科学做出的决策，但科学家层面已经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柳叶刀》主编和前卫生大臣都对政府的举措有不同的意见，觉得他们做得太少。本来以为会有更大的举措，比如关闭学校，限制或者取消大型的人群聚集活动如体育赛事、音乐会，或者有明确的规范，比如德国取消了1000人以下活动。因此约翰逊宣布的举措在英国国内面临不同的声音。

　　在我看来，现在的政策可能更多是希望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降到最低，但这些措施迟早会改，因为英国疫情还处于急速上升阶段。现在英国防疫工作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即降低伤害阶段。第一阶段是希望把病毒挡在外面，英国在2月基本上是想通过早期筛查诊断和隔离接触病例的人来围堵病毒。现在出现大幅度社区传播之后，可能力不从心，希望大部分的人能扛过去，不至于出现对医疗系统的突然大规模挤兑。按病情轻重进行治疗也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和意大利出现的情况也存在这个问题。

　　《财经》：英国政府的一个策略是希望能够产生群体免疫来对抗病毒，但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是否过于冒险？

　　陈铮鸣：所以说英国的策略过于冒险和理性，现在德国也是这个措施。这与东方的打法完全不同，抵挡不住了，就把你引进来。这个病毒能不能消灭掉？它和SARS还不一样，SARS感染以后发高烧，高烧之后才有感染力，最后病毒消失了。但新冠病毒是一个持久战，最后消灭病毒有两个方法，一是疫苗尽快出来，这是有希望的，但夏天之前肯定看不到。另一个是像西班牙大流感，来了三拨，最后消亡就是因为感染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产生了免疫力。有人在感染之后死亡，也有人感染之后治愈，恢复之后就产生了免疫力，病毒传播的危险度也在慢慢降低直到最后消亡。

　　现在英国政府采取的也是这种理念。从某种角度来讲，政府还应该多做一些，但想要采取亚洲，比如中国的做法，可能没有办法。中国的力度很大，快刀斩乱麻，但成本也很高。中国的措施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正好在春节期间，大家都在放假，已经停摆，那就继续停摆，以此控制疫情。假如在常态下，要让14亿人都停摆，我觉得很难做到。各个国家国情不同，时间点和感染情况不一样，出发点也各异，所以有各种应对方法，适合各自国情，但也各有利弊，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财经》：英国政府说是基于科学、概率和模型制定了这些政策，但新冠病毒是全新的病毒，如果算法不够准确导致决策失误怎么办？

　　陈铮鸣：虽然有这种可能，但现在病毒的系数已经基本上清楚了。R0再生系数，也就是一个人可以传染几个人，大概是三到四左右。以前传播系数不到3，大概六天感染人数翻倍，但现在英国和意大利的情况是四天翻倍。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传播系数可能在3到4左右。根据这个曲线基本可以预测，所以现在就是要延缓。一是通过宣传，民众自己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对经济的损失最小，因为一旦政府出面的话，很多东西需要政府买单，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有很多经济考虑，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另一个情况是，英国肯定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像意大利一样，但要对采取这些措施的时间和民众的耐受度进行评估。像中国那种程度的封城肯定不行，中国民众忍耐力特别强，配合，有大局观。英国民众做不到，所以英国政府希望用在最关键的时间点。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也可能不准确，可能低估了民众的觉悟。

　　科学的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同的意见。所以从个人角度，没有必要都听政府的，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判断，该采取什么措施采取什么措施。很多人可能还是歌舞升平，该干什么干什么，有可能最后没事，但也可能两个星期之后就开始骂了。但也有人比较警觉，尽量减少面对面的接触，在生活尽量维持常态的同时，做你能做的事情。这是比较明智和理性的做法。其实社会的反映已经开始逐渐强烈了，哪怕政府不讲，民众会有自己的判断。尽管如此，社会没有出现大的恐慌，国家做国家的，社区做社区的，个人做个人的，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案。

　　《财经》：约翰逊的顾问说英国在四周之后可能面临和意大利同的局面，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在多大程度上能应对这种局面？

　　陈铮鸣：英国的情况肯定会恶化和蔓延，但会不会发展成意大利的局面，我个人的判断是可能不至于那么差。第一，早期的感染曲线显示，意大利刚开始的情况比英国还好，几乎是零增长，后面突然爆发，这说明围堵工作做得不够到位，社区已经广泛传播却没有察觉。英国前期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有些传播及时得到了控制，虽然力度如果和新加坡相比可能还是不够，但至少在2月没有明显的增加。

　　意大利好像非常风平浪静，除了1月底有输入性病例，后来基本没出现。意大利是第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第一个切断与中国航线的国家，最后也是疫情最严重的。由于采取的政策时间点把握得不好，或者把握好了但力度不够，因为它不像武汉出现爆发，大家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觉得没事，该干嘛干嘛。意大利2月举行了很多活动，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周、马拉松都照常举行。

　　这种聚集性的群体活动传播很厉害，密切接触和互相交流，成为病毒最好的传播场所。病毒开始迅速扩张，开始可能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没有出现很明显的症状，扛一扛就过去了。慢慢扩散到老年人，真正的问题就爆发了。意大利是欧洲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对医疗的冲击很大。意大利的另一个问题是出现地区性聚集，伦巴第大区的病例占了全国百分之六七十的比例。虽然这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地区，但医疗资源再怎么充沛也抵挡不住病人洪水般增加。英国希望病例能够比较均匀地分布，不会在某一地方出现对医疗资源的严重挤兑。

　　我认为英国可能不会出现像意大利那样的情况。一是年龄，英国的年龄结构相对没有那么老龄化，第二分布相对比较均匀，三是英国的感染虽然也在恶化，但早期病人的传播没有像意大利来的那么快，准备时间比较充足。英国的疫情发展可能比意大利晚三到四周，医院也在做必要的准备。现在分成两步，一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手术推迟，但这会带来一些医疗的次生危害。另外可能要像意大利那样进行病人选择。治疗不是按先来后到，而是要根据病情，当呼吸机或者体外肺循环仪不够的时候，给谁使用。这很残酷，但没有办法。

　　《财经》：英国政府放弃了对所有轻症疑似病人进行检测，但这也有可能加剧社区传播风险。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吗？

　　陈铮鸣：英国政府的做法让中国来讲很难理解，这是由它的政治、社会决定的，有的时候是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它根据概率论来计算，必要的措施希望民众配合。英国是一个公民社会，诊断了一例不可能把患者的行动轨迹全部公布，在东方社会这么做可以让大家提高警惕，这里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目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你不知道在哪里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防控难度。

　　但现在的政策是，出现症状全要隔离，我觉得民众应该会遵守。经过两个月大家对这个病的认识还是很重视的，电视上也在宣传各种卫生防护措施，洗手，但没有说戴口罩。这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是口罩紧缺，二是病毒通过飞沫传播，只要保持一定距离，所以强调洗手有其科学道理。

　　《财经》：放弃对轻症病人的检测是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吗？

　　陈铮鸣：我不认为完全是，这是英国的一个策略。其实在2月英国已经开了十几个检测中心，现在的能力大概一天可以检测一到两万。检测出的数量可以体现疫情严重程度，但都去检测，结果显示阳性也未必去得了医院，因为要视病情而定。如果是轻症就待在家里，因为80%的人都是靠自身免疫力扛过去。一部分人扛不过去才到医院。这看上去是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但也有它的道理，因为感染数量大，必须要做一些取舍。在家隔离，英国的条件比中国好一些，因为人口密度比较低，家里通常有几个房间，分为楼上楼下。但不检测就不会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

　　《财经》：武汉之前也是轻症在家隔离，但由此导致更多人感染，所以后来建设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武汉的经历对英国没有借鉴意义吗？

　　陈铮鸣：武汉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不能挤兑医疗资源，不能让医生感染，这是非常关键的。进方舱医院的患者其实很少接受治疗，大部分不需要治疗就扛过去出院了。但通过设置方舱医院减少了不必要的社区传播。英国需不需要？现在暂时可能还不需要。一是英国的量还没有那么大，二是英国的国情决定可能不需要这么做，它的社区密度低，居住条件也比较好。英国强调在家隔离的话，家人一定要隔离，希望不会产生太多家庭聚集的交叉感染。肯定会有，但严重程度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财经》：戴口罩对预防新冠肺炎有没有用？为什么英国和中国结论不同？

　　陈铮鸣：英国和欧洲的文化是生病了才戴口罩。戴口罩的华人被打或者被歧视，有的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生了病还在外面跑，由此引发误解和冲突。但随着疫情的扩张，慢慢也会改变。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戴口罩。

　　《财经》：你戴口罩吗？

　　陈铮鸣：我没有戴。第一现在英国感染的人数还是少，比例还是很小，而且散在不同的地方。第二，采取了个人防护。现在戴口罩意义不是很大，因为英国人口密度不是很大。飞沫传播通常也就是一两米的距离，最最关键是洗手。以前做过很多研究，禽流感和往年流感的时候，发现戴口罩不洗手也不能阻止病毒传播。有人戴口罩方式不对或者没有及时更换，又或者戴了以后不注意洗手，反而增加了感染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是口罩现在很难买到了，虽然备了口罩，但要关键的时候再用。现在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减少接触。大家都比较警觉，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起到作用。

　　《财经》：防堵、拖延、研究和减损这四个阶段是英国应对传染病疫情时通常采取的模式吗？

　　陈铮鸣：不完全一样。英国肯定会制定一些政策，尤其是面对大的疫情，但首先要根据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危害和传播模式来制定。以前疯牛病传播途径不同，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可能会有100万人感染，但事实上没有。这一次说可能70-80%的人感染，50万人死亡，这是最坏的打算，我估计不会这么糟。但先把最坏结果想到了，再看每个阶段出现什么情况，如何应对，根据国力，找到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的应对方式，英国无法做到像中国那样不计成本。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是一个全能政府，民众比较配合，疫情爆发相对集中在武汉。

　　英国的四阶段行动计划是根据这次疫情制定，现在进入第二阶段，但第二阶段也不是一成不变，措施还会分阶段出来。研究穿插在各个阶段，不只是英国的研究，也会参考国际经验。现在主要还是延缓，因为还未感受到对英国医疗系统特别大的冲击。但两个星期之后再看，NHS受到的压力可能会不同，但尽量希望是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意大利就面临这种情况。

　　第二阶段的政策还会分三个层次，现在仍处于初级层次，虽然已经进入延迟阶段，但出台的政策还是蜻蜓点水，大力度的措施还没有出台，比如休学、休市、休工等，或者封城。这些都是可能的，都在计划之中，在必要的时候出台。但什么时候出手，我们现在也不好猜测。法国比英国严重一些，按疫情分析比英国早一到两周。其中有社会心理学的考虑，法国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怕了，一出手大家容易接受。但英国还没有到那种情况，如果现在喊狼来了，等到真的狼来了没有人信，这是很重要的出发点。武汉和意大利总是遥远的，大部分民众还体会不到其严重性。

　　但过一个星期，如果疫情再继续恶化，现在每四天翻倍，接下来可能要考虑取消一些大型活动，比如体育赛事和音乐会。如果政府现在宣布取消公共活动，势必要产生退票，退票对企业影响非常大。而自己不去是自己的事情，损失由自己承担。所以现在的措施是尽量对社会、经济的震荡降到最低。接下来可能休学、休市，最后在看要不要封城。我估计会有这些不同阶段，希望不要走到封城这一步。但封城也是一个名义上的封城，意大利的封城和武汉的封城程度是不一样的。

　　《财经》：英国政府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引入一个行为心理顾问小组，他们依赖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民众行为的预估，并由此制定了和其他国家应对程度完全不同的政策。你如何看待这个小组的作用？

　　陈铮鸣：很多事情有正反两方面，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教条，但也不能完全忽略。比如意大利封城，看起来是很好的应对举措，但孩子休学了，谁来照看？虽然减少了学校的密切接触，但这些孩子回到家里，有的需要老人带，于是增加了孩子传给老人的风险。如果需要父母照顾，父母是医生怎么办，医疗资源本来就已经很紧张。另一个要考虑的是要封锁多长时间。中国已经到了极限，再下去大家都要“发疯”了。英国和意大利又是另一种情况，一旦结束，全都跑去度假，反而增加人口流动和感染机会。这个问题很让人纠结，但很多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有其两面性。

　　对于民众的耐受度的评估是基于以往研究，在特殊时候，民众的耐受力可能不一样。但要英国封锁两个月是不可能的，两到三个星期可能是极限，但这三个星期什么时候用？等到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心理也有准备，也接受了。现在可能不太能接受，在水到渠成时采取一个有效措施，大家都会配合。这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看上去有些过于理性冷静，但没办法，就像打仗一样，总要有所取舍。

　　《财经》：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还是有些难以理解。

陈铮鸣：是比较难以理解。中国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国情不同，不可能也没办法采取同样的举措。中国是一个全能的政府，老百姓也配合，大家步调一致。这边是公民社会，必须要互动，所以出台政策需要均衡各方面的因素。除非是到了极端的危急状态，那时采取政策水到渠成，但现在还没到时候。

　　所以在中国国内很多人不太理解。等到疫情过后，大家也可以探讨一下，不同社会的管理模式，利与弊，是很复杂的。有人讲中国的防疫是生物学加政治学，其中要考虑到很多政治学和生物学的因素。中国是希望打歼灭战，把病毒彻底消灭。西方比如英国和德国是“与病共舞”，打持久战。

　　《财经》：英国政府现在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其应对能力？

　　陈铮鸣：政策角度已经进入防疫第二阶段。目前政策的对与错，我们可能要两三个月之后才能进行科学评估。政府有政府的道理，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它是不是最合理的，谁也很难讲，要等到疫情过去。不同的防疫模式也是如此，中国是一百米快跑，冲刺过线，但新的卷子又发下来。英国则认为这是一场马拉松，先慢慢跑，不急于冲刺，因为看不到终点，所以现在如果采取某些措施为时过早。我们能做的就是自己保护好自己。

具官论

宇文泰，北周开国之君。向来慕曹操之术。有苏绰者，深谙治国之道，孔明之流也。宇文泰以治国之道问苏绰，二人闭门密谈。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
　　苏绰曰：具官。
　　问：何为具官？
　　曰：用贪官，反贪官。
　　问：既是贪官，如何能用？
　　曰：为臣者，以忠为大。臣忠则君安。然，臣无利则臣不忠。但官多财寡，奈何？
　　问：奈何？
　　曰：君授权与之官，使官以权谋利，官必喜。
　　问：善。虽官得其利，然寡人所得何在？
　　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官忠则江山万世可期。

叹曰：善！然则，既用贪官，又罢贪官，何故？
　　曰：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密奥也。
　　宇文泰移席，谦恭求教曰：先生教我！
　　苏绰大笑：天下无不贪之官。贪，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必为异己，以罢贪官之名，排除异己，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若贪，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官愈恐则愈忠，是以罢弃贪官，乃驭官之术也。若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若国中皆清廉之官，民必喜，则君必危矣。
　　问：何故？
　　曰：清官以清廉为恃，直言强项，犯上非忠，君以何名罢弃之？罢弃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不可用也。
　　宇文泰大喜。

苏绰厉声曰：君尚有问乎？
　　宇文泰大惊，曰：尚……尚有乎？
　　苏绰复厉色问曰：所用者皆为贪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汗下，再移席，匍匐问计。
　　苏绰笑曰：下旨斥之可也。一而再，再而三，斥其贪婪，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贪官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要而言之：
　　用贪官，以结其忠，
　　罢贪官，以排异己，
　　杀大贪，以平民愤，
　　没其财，以充宫用。
　　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
　　而不觉东方之既白。

译文

苏绰是北周开国帝王宇文泰的谋臣，足智多谋可与诸葛亮、王猛比肩齐名。苏绰对于中国历史上贪官不绝如缕，朝朝代代都有巨贪大奸，自然是心知肚明。故某日宇文泰想请教苏绰如何治国方能延续江山永祚之道时，苏绰立即给出了这个定律——以贪反贪，方能控制官吏离心异志 [1]  。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苏绰答:“用官 [1]  。”

宇文泰问:“如何用官? [1]  ”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问:“贪官何以用 [1]  ?”

苏绰答:“你要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别人好处。而你又没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们权，叫他们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可以拥权自肥了吗 [1]  ?”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力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1]  ?”

苏绰答:“他能得到的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力，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力。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稳固了吗 [1]  ?”

宇文泰问:“既然用贪官，何以还要反贪官 [1]  ?”

苏绰答:“这就是治术精髓所在。”宇文泰问:“奥秘何在 [1]  ?”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无官不贪?不怕官贪，就怕官有异志。故以反贪之名，剔除异志贪官，保留听话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得到民众的拥戴。其二，贪官只要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敢异志，自找死路，故必与你同心同德。 [1]  ”

宇文泰问:“如果任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办 [1]  ?”

苏绰答曰:“祭起反贪大旗，广作宣示，使天下皆知君王心系天下，尤恨贪官。 [1]  ”

宇文泰问:“贪官民怨太大当如何处置 [1]  ?”

苏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又可收其财，何乐而不为?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 [1]  ”

一番君臣之间的对话，着实让宇文泰频频颔首称是，击掌再三，自以为获得了千古帝王之术 [1]  。

Surprise: China's Economy Is Smaller Than You Think

China’s economy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at least as recently as last week). Four intrepid economists—Wei Chen, Xilu Chen and Michael Song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ong with Chang-Tai Hsieh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have taken a fine-toothed comb to Chinese economic data to try to tease out China's tru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since 2008. Not surprisingly, they found that China has been over-reporting its growth rate by an average of 1.7 percentage points every year.

Shave off a little growth every year for the last dozen years ago, and the cumulative effect is that China is now overstating its true GDP by nearly 20 percent.

The four economists’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China’s GDP figures relied on hard-to-fake data like tax receipts, nighttime light intensity observed from satellite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railway cargo and merchandise exports to estimate China’s true growth rate since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ir estimates are both much more volatile and nearly always lower than the figures reported by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s 2018 GDP on China’s official statistical website shows that ¥93.15 trillion translates to around $13.4 trillion in U.S. dollars. That compares to $20.5 trill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valuing China's economy at about 65 percent of the size of America's. Of course, China has more than four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in per capita terms China is still way behind at $9,800 compared to nearly $63,000 for the United States.

No one except the Western news medi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ver believed those figures, but now we know they are fake. The four economists’ new figures, published Thursday in one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s, suggest that both GDP and GDP growth in China are far below what the headlines say. Assuming that China was accurately reporting its GDP figures back in 2008, the new estimate for 2018 would be $11.1 trillion, or only about 54 percent of the siz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That implies a per capita figure of only around $8,000, well below Mexico’s figure of $9,600 and only about one-eighth of the U.S. level. And that's assuming that the 2008 baseline figures weren’t themselves over-inflated. Back in 2007, Li Keqiang (then a regional party boss but now the premier of China) famously called them “man-made.” And the lower the 2008 base number, the lower the imputed figure for today.

Taking China’s reported 2018 growth rate of 6.5 percent down by 1.7 points would give a current growth figure of only 4.8 percent, well below that of regional competitors like Vietnam and India (both at 7.3 percent). It also means that, even at current growth rates, China won’t catch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anytime soon. Extrapolating China at 4.8 perc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its historical average of 2.1 percent, China’s economy wouldn't surpass America’s until 2036, in per capita terms not until 2076. That’s a lot of extrapolation.

Historical data from other East Asian tiger economies suggest that things work turn out that way. The era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ame to an end in the early 2000s, at a time when they were only about one-third as ri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per capita terms). They have both spend the last two decades struggling to stay about half the American level of GDP per capita. Neither is as prosperous as the poorest U.S. state, Mississippi. Japan is only on a par with the second poorest, Alabama.

China has pockets of prosperity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gzhou/Shenzhen that are approaching East Asian tiger levels, but most of the country is still very poor. The idea that China poses a serious economic (and thus military)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simply preposterous. As its growth slows, it is rapidly becoming clear that the emperor has no clothes. Thanks to the detailed work of Chen, Chen, Hsieh and Song, we now have the hard evidence to prov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