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文贯中：“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时代已来临！

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疫，经济学家纷纷预测这次大疫对于世界的影响。身处美国疫情震中纽约市的文贯中，却从人类未来福祉的角度，深入思考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这次大疫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无法再以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继续下去”，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在接受专访时说，“疫情竟能迅速全球化，使主要经济大国都措手不及，遭受生命和财产的极大损失，说明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

文贯中出生于上海，1983年负笈美国，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并一直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在文贯中看来，虽然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不会导致长期的“大萧条”，但是为全球化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突破制度性瓶颈，那么逆经济全球化的抬头无法抵挡。世界可能重新走上恶性全球化的道路。”

文贯中指出，全球化有“良性”和“恶性”之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主要掌握在中美两国手中。假如两国不能积极协调，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局面。

“现在全球化处于关键时刻，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有限了”，文贯中说，“中国应该抓住时间窗口，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以阻止经济全球化发生蜕变和倒退，否则，中国百年未遇的发展机遇必然消失，1978年以来比较顺利的现代化进程将因此中断，乃至逆转。”

疫情不会必然导致1929年式的“大萧条”

马国川：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经济的华人经济学家，您认为这次大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文贯中：中国以‘封省“和”封城“的手段，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将疫情置于控制之下，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第一季度中国产能供给不足，汽车、通信设备、电子、机械等多个行业减产明显，部分行业甚至一度停摆。这对欧、美、日三大块经济形成强烈冲击。随着这些发达国家相继陷入严重的疫情，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大量减少，进而影响其他配套企业。这说明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马国川：虽然中国以及东亚地区正在走出病毒阴影，但是欧洲和北美各国却步入疫情的高发阶段，使得世界经济前景非常暗淡。

文贯中：确实。现在许多发达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居家令的形式，要求非必要的生产和服务人员不要离家外出，以减缓病毒传播速度，导致经济几乎进入停摆状态。以美国为例，美国“三产”中服务业占比高达80%以上，受停摆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一部门。以美国类推经济结构相似的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便可知疫情对它们的经济打击会有多么严重。这些国家股市一泻千里，失业率不断攀升，很多城市一夜之间几乎沦为鬼城。

马国川：经济学家们纷纷预测这次大疫对于世界的影响，最悲观的预测是将导致1929年式的“大萧条”。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文贯中：我认为不会必然发生1929年式的“大萧条”，取决于人们的对策。现在和1929年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了。当时各国经济的基本面确实存在严峻问题，表现为严重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现在发达国家民众普遍有较高的收入，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以美国为例，自己生产的东西无法满足民众的强大需求，不得不大量进口。这表明经济有强大动力，基本面没有大问题，经济停摆是由病毒引起，因而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危机。中国和东亚的事实证明，新冠状肺炎病毒并非所向无敌。采取正确的社交疏离，个人卫生措施，加上对高龄人群的特殊保护，是可以大大减低病毒的传播速度，减少生命的损失的。其中，东亚的南韩和日本在没有封省和封城，因而经济损失较小的情况下，疫情同样获得显著好转，令人宽慰，增强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类似的其他国家的信心。

另外，人类拥有的克服危机的工具不一样了。加剧“大萧条”的一个原因是，面对经济下滑，各国反而紧缩银根，并竞相搞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导致全球化崩溃，各国迟迟走不出萧条。现在各国都已知道，越有经济危机，越要放松银根，因而纷纷推出货币和财政紧急刺激措施。

马国川：看来，您对世界经济的前景并不悲观?

文贯中：目前的疫情当然极为严峻。不过，目前欧美和中国的科学家都在夜以继日地研究疫苗，同时积极探索利用现有的药物减轻疫情。可以相信，肆虐于发达国家的病毒将逐步受到抑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可望在今年下半年逐步恢复。令人更为担忧的，倒是不发达国家。如果它们集中爆发疫情，由于那里的公共卫生体系落后，人道后果会更加可怕。但是，那些地方对全球经济来说，毕竟只有较小的影响。

其实，对就业和民生来说，我更担心今后服务业的走向。上面提到，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服务业在发达经济中已占压倒性的份额。全球经济结构和就业分布越来越向服务业倾斜，而服务业的分布则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这是因为服务业一般需要人群的聚集，才有气氛和情趣，也才有规模报酬递增。心有余悸的顾客今后如何克服人群聚集必然带来的病毒风险，使各国服务业尽速走上正轨，将是十分棘手的挑战。看来，除非病毒像萨斯那样奇迹般地自动消失，全球服务业的恢复将主要取决于人类何时找到疫苗。由于服务业创造了最大的就业，因而代表了总需求的最大部分。如果对服务的需求萎缩，就业将极大萎缩，从而影响到对制造业的需求。所以，不仅要关注制造业，更要关注服务业。

“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动力”

马国川：假如没有全球化，这次危机不会如此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因此许多人都在思考，人类为什么要搞经济全球化?究竟有什么好处?

文贯中：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几百年里，两大动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一个是比较优势：即使在最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也可基于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而互相获利。这是个门槛很低，各国都可以加入而大获其益的游戏;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如果生产要素和产品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即使小国也能借助国际分工，克服本国狭小市场，大规模地生产某些产品，通过自由销往全球市场，使自己和全球获得巨大的经济增益。

马国川：既然全球化有这么大的好处，各国都能够受益，为什么还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呢?

文贯中：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虽然全球化的两大动力既有经济学理论的依托，又是实践证明的真理，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早期，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全球化要成为一个良性过程，必须有相应的全球性的制度安排。由于全球性制度的缺乏，经济全球化成为一个各国出于私利和无根据的信仰而相互竞争和博弈的过程。后来即使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却存在严重的内在漏洞。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主导全球化将近百年，却不愿意带头废弃殖民主义，又没有能力抑制某些后发国家的崛起。这段时期之前和之中涌现出诸如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幼生工业论、中央计划经济等等思潮和制度。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各国的恶性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日本借助国家主义的经济理论取得跳跃式的增长，同时采取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方式 “弯道超车”，走上了对抗世界体系的道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教训，人们意识到，全球化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反省战前的政策和制度。

马国川：战后，殖民主义被废除，国际竞争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国家不需要抢夺资源，同样可以富国富民。因此，所有的强国没有理由再因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开战。

文贯中：是的，二次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对英帝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最大修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殖民主义，力图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将各国从战场上的争夺转移到商场上的和平竞争。这样，国家再小，也能和最强、最大的国家一样，依赖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比闭关自守多得多的财富。因此，无论大国，小国，都不再需要追求更大的地理空间，或奉行排他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基于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设想，美国和国际组织一起重新推动全球化。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目标就是要搞成今日的WTO，在全世界推进自由贸易。但是1949年冷战开始后，苏联带了一大帮社会主义国家“退群”，另外组织了“经互会”，形成两个阵营对峙，使全球化失去完整性。

马国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以后，全球化的局部性被打破了。

文贯中：从此世界自由市场体系大大扩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以及漫长的冷战带来的苦难深深教育了全人类，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正确方向。经互会的最大经验教训是，成员国都奉行计划经济，无法通过市场上的竞争自然确定自己的分工角色，只能由经互会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予以指定。这就使很多成员国很不服气，形成的分工体系也是无效的，最后分崩离析。对比发达国家自由经济体系的成功和经互会的惨败，绝大部分国家认识到，基于开放和自由竞争之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将经济全球化引向良性的道路。其他理论不是使人类退回闭关自守的蛮荒时代，就是再度以邻为壑，恶性竞争，迟早将人类再度引上恶性全球化的覆辙。

因而，从1990年代初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得以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WTO，并把原来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很多国家都包括进来，2001年中国也正式入世，使全球化真正涵盖全球。

马国川：正是在这一轮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高潮中，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文贯中：假如没有全球化，假如没有入世，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更深层的问题”

马国川：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受病毒冲击的程度似乎也越重。东亚、欧洲和北美这些经济重镇无一例外先后成为疫情肆虐之地。因此有很多人担心，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会削弱全球化的动力，加速“逆全球化”的趋势。

文贯中：贸易战好容易告一段落，新冠状肺炎病毒又突然横空出世，使全球的经济和生命遭殃。疫情肆虐的程度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之间，确实有高度的正相关性。所以，疫情对全球化无疑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突破制度性瓶颈，那么逆经济全球化的抬头无法抵挡。世界可能重新走上恶性全球化的道路。

马国川：虽然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人类福祉不断提升。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帆风顺。

文贯中：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关税、贸易壁垒和各国给予本国企业各种补贴这三大障碍的过程。也因此，WTO一直将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以下简称“三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推动各国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减少关税，壁垒和补贴。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能够和衷共济，接受这一终极目标，并采取有力的行动，带头向“三零”目标前进，各国经济就将真正融为一体，不但全球变得更加安全，而且全球福利也将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

因为在“三零”政策之下，每个大国虽然仍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这一市场所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潜力不再为本国企业垄断，而是由各国企业共同分享。这就排除了这些国家以本国市场为手段，实施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谋取霸权的机会。显然，这是一种最安全的经济全球化局面。如果真的实现这样的目标，经济全球化必定向良性发展，各个民族变得更加水乳交融，因而更加互相依赖。

马国川：遗憾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现状离“三零”的理想境界仍然很遥远。

文贯中：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问题，在于残存的关税、壁垒和补贴，使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阶层和地域之间，在分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益的时候，存在严重的扭曲。例如，美国东西海岸在全球化中受益很多，但是 “锈带”地区的民众利益受损，工作机会外流。这些不满的民众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位置。

再如，如果某些大国可以通过残存的各种关税和壁垒，排斥国外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并通过对本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重点补贴，让它们在保护之下扩大生产，降低平均成本，就可以到世界上用低价通吃各国的同类企业，实现“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马国川：这种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国开放各自市场的好处，却不愿开放自己市场的做法，必然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引起其他大国的不满，甚至迫使它们争相模仿。

文贯中：其实，除了人们熟知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之外，对信息的控制也可以视作一种壁垒。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及时分享具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就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疫情信息就是一例。虽然疫病爆发于一国之内，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属于一国的主权，但其实这种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稳定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这种信息的流动遇到壁垒，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新冠肺炎病毒去年12月已经爆发，八个武汉医生对此及时发出警告。假如他们没有受到压制，政府和民众能更早地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就可能把传染病控制在萌芽状态。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惩戒。掩盖真相的结果，疫情控制被耽误整整二十多天，不但中国经济和生命受损，而且演变成全球性灾难。

马国川：钟南山团队发表的论文指出，如果干预措施比原来提前5天，病例数也会大大减少。

文贯中：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关于疫情的信息不能有半点耽误。希望惨痛的教训让各国认清，信息管理的国家主权和信息的全球后果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这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又一个急迫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概括地说，有两类信息：一类信息有全球后果，需要尽快打破壁垒，允许其自由流动。最典型的就是有关病毒和疫情的信息，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立即无偿地分享，才能及时动员起全球力量，尽速将灾难扼杀于萌芽之中。另一类信息需要获得产权的保护，以防被人剽窃。主要是各种专利，否则发明者和创造者的积极性会日益受挫，最终损害全球科技进步，减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马国川：两种不同的信息，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会影响全球化。

文贯中：对。对于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各国必须建立互信，同意让渡部分主权，放松对本国网络的管治，以便让有关病毒和疫情的信息自由流动，及时动员全球的防疫力量，防止灾难的蔓延;对涉及知识产权的信息，则必须加强管制。对利用相对开放的网络，截取别国的知识产权，降低发明、创造的成本的人和企业，施以重罚。这两者都涉及对信息的协调和管治。无论是今日的科技强国，还是崛起中的明日科技强国，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严峻而迫切的课题，也是经济全球化能否深化的严峻考验。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及时分享具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就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疫情信息就是一例。虽然疫病爆发于一国之内，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属于一国的主权，但其实这种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稳定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这种信息的流动遇到壁垒，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

马国川：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对于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文贯中：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面临终结，因为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下已无法继续深化下去。从眼前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封城”“封国”，全球化事实上已经停摆。从长远来说，这次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从本来的“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各自为政的冷战格局，发展为今天的跨越地域、跨越政治制度、涵盖几乎所有国家的巨大而统一的分工体系，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果。可是，这次全球性的疫情将这种各国深度分工，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内在脆弱性暴露无遗。

马国川：全球经济结构内在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文贯中：可以归结到各国对“三零”目标的严重分歧之上。拒绝“三零”政策的国家显然想利用关税、壁垒和补贴，使本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继续得到单边保护，以避免彻底市场化，实际上是拒绝彻底融入世界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日之间最近几年一边打贸易战，一边多次发表联合声明，除拒绝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外，还多次表示，它们愿意共同接受“三零”原则，尽快去除关税、壁垒(当然包括信息自由流动的障碍)和补贴(当然包括对国营企业的补贴)。所以，今后以欧美日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一方，以中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为另一方的泾渭分明已经形成。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强调对等原则。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实际上奉行了一条单边开放原则，以有容为大的态度，在不要求被战争重创的西欧和日本马上同等开放的前提下，与它们一起推动世界性的自由市场体系。但是，欧日经济恢复后，并没有在市场开放程度上跟上美国的步伐。为此，川普决定以对等为原则，美国对他国的开放程度视对方的开放程度而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杜绝后门，专门规定，如果两国允许非市场经济体的商品自由进出，则美国有权中止执行与它们的协定，以防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自由绕道进入美国。以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可以预料，非市场经济国家今后将无法根据目前WTO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以自动跟进为理由，一边享受别国的“三零”政策的好处，一边拒绝自己实施“三零”政策。

马国川：这次疫情，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生命损失，各国付出的代价都非常惨重，教训非常惨痛。

文贯中：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发达国家会加快重新整合。如果一些发展中大国仍然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出于捍卫主权的需要，要求继续保留较高的关税、壁垒和补贴，那么世界各国就可能要开始“归纳同类项”了。

马国川：您是说各国重新站队吗?

文贯中：是的，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局面。具体来说，一个阵营将由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组成，实现包括信息要素在内的所有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三零”原则的引导下，各国企业独自通过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找到自己在分工链上的位置，以此不断加深和延伸这条分工链;另一个阵营则以奉行混合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组成。这一阵营因拒绝“三零”原则，又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只能依靠国家出面，以 “一带一路”或经互会的之类形式推进国家层面上的分工合作。总之，世界将以接受“三零”原则与否划界，形成两个阵营。欠发达的中小国为了生存，被迫“选边站”，于是形成“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格局。

马国川：这不就是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翻版吗?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完全“脱钩”?

文贯中：我想，不会简单重复冷战格局。冷战时代，苏联、中国跟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往来。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都高度依赖对方，很难完全脱钩。中国经济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不但供货效率高，而且在价格上有极强的竞争性。美国经济则在世界总需求中占相当大的份额，又是高科技和高端产品的主要来源。所以，两国会在最有军民两用意义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生产上开始互相切割，表现为美国在中国现存的工厂逐渐转移，并不再追加新的投资，以在战略上减少依赖对方。同时，在低附加值而又没有军民两用意义的的低层次产业上，双方会继续互通有无。即使这部分产业，美国没有比较优势，因而无法转移到美国本土，但会尽量分散到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和印度。欧日会跟进，全球产业分布会有新的调整，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所以，国际分工在两个阵营内部，以及两个阵营各自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仍会继续深化和延伸。

不可逆！新冠疫情将永久改变西方社会

“我们似乎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内就从2020年来到2030年，”荷兰教育改革者克里斯蒂安•博卡(Christien Bok)告诉荷兰《人民报》(Volkskrant)。以下是我观察到的西方社会自3月以来的一些转变。

它们不是一系列乌托邦式的梦想（尽管我们现在需要那些梦想），也不是转瞬即逝的道德觉醒。相反，它们是一些已真实发生、应该会持续下去的变化，它们将节省时间或金钱，并能缓解碳排放、孤独和无家可归等可怕现实。

• 在家工作。如果持续一周时间，这是个实验，但在持续近一个月后，它开始变成制度化，甚至出现在那些以前从未考虑过这种做法的行业。

英国内阁现在通过Zoom开会，法庭开庭审理已转移到线上，银行职员在家通过安全系统执行交易。这一切都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发生的，很多员工需要全天照顾孩子。新冠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过后，在家工作将变得更容易。

如果白领员工每周有一半时间在家工作，那么通勤减少将大幅削减排放、污染以及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同时提高国民幸福感。

2006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对900名得克萨斯州女性展开调查，让她们对日常活动的享受程度进行评分，结果性排在首位，通勤排在最后。早晨通勤似乎“特别令人不快”。告别通勤可以在汽车上省下一大笔钱，还可以腾出时间做很多事情。

多数低薪员工（如清洁工、收银员和服务员）不能在家工作。但如果白领员工把他们的活动从市中心转移到居民区，配套服务的就业岗位也将出现在居民区。仍要通勤到市中心的人将发现道路更加畅通，列车上的空座更多。

• 远程医疗。新冠疫情几乎瞬间在医疗保健领域引发一场节约时间的革命。Medicaleconomics.com网站称，远程医疗“适合于大多数后续配药……尿路感染、感冒和皮疹、糖尿病以及高血压的随访、化验结果、术后随访、节育和生育以及精神健康。”

老年人（其中很多人接受了非自愿的视频会议速成训练）将减少呆在满是病原体的候诊室的时间。他们的子女（通常是女儿）可以加入视频会议，而不是接送父母往返医院。

• 更好的卫生状况。新冠疫情中的唱反调者总是指出，普通流感也会导致数千人死亡。确实如此。然而，在致死率高得多的COVID-19疫情时期，这不是一个反对封锁隔离的良好理由。相反，这是在正常时期减少流感死亡率（以及痛苦和工作日损失）的论据。

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做：勤洗手；尽可能让传染者戴口罩并实施自我隔离；以及扩大流感疫苗的提供。

• 做志愿者。在新冠疫情期间，英国政府号召25万名志愿者帮助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结果有三倍于此的人们报名。

一些人辩称，一项政府服务不应该需要志愿者，至少在正常时期不需要。但我们生活在休闲时间空前（主要是60多岁的人群）而社区意识减弱的21世纪。

相比坐在沙发上抱怨，很多人更愿意做点实事来帮助他们的社会。志愿活动是一种把休闲时间转变为社区奉献的方式。它还会减少孤独感，包括志愿者自身的孤独感。

• 探望老人。甚至在封城之前，很多老年人也经常好几天不跟任何人说话。如今，WhatsApp上数不清的群正向独居的邻里伸出援手。

在我居住的居民楼里，楼下有个牌子，询问有没有人需要帮助。在爱尔兰，邮递员开始探访老年人，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食物、药品或发送信息的方式。这场大流行病过后，这些免费的体系可以让更多人在家中安享晚年，而不是住在昂贵却往往令人沮丧的养老院。

• 遏制家庭暴力。居家避疫加剧了家庭暴力，但也提醒各国注意一场“永恒的瘟疫”。迟做总比不做好。法国已紧急允许受害者在药店（必要时使用暗语）和购物中心寻求帮助。

• 清空美国监狱，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由政府资助的监狱工业综合体以控制穷人，其中很多是非裔美国人。

美国的人均囚犯比例高于其他所有国家，但暴力犯罪率仍然很高。鉴于监狱已成为病毒孵化器，很多州正释放非暴力罪犯和老年罪犯，并减少逮捕新的罪犯。

与此同时，加州已开始使用联邦资金，在旅馆和汽车旅馆安置一些无家可归者。该州还在考虑长期购买客房。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表示：“这是我们本来在新冠危机之前就需要解决的危机。”对于富豪扎堆的旧金山来说，让8000人露宿街头和在收容所寄宿是一种选择。

撇开道德不谈，人们一旦获得住所，就更容易应对毒瘾并找到工作。考虑到很多无家可归者需要急救服务的次数，这项新政策应该会为加州节省资金。有些好想法确实是“近在眼前”。

Coronavirus for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style, 'social distancing' is making it necessary to 'living with social distance'. People live away from each other not because it is convenient, but because they have to. 

America Can’t Face China Alone

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But America seems determined to try.

America’s attempt to integrate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failed. China’s economy has become more statist, its political system more repressive, its foreign policy more bullying, its ambitions more outsized than they were 20 years ago. China did not challenge American leadership directly. It altered the character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rom within.

Th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at comprise the American-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have been decaying for some time. Coronavirus has accelerated the deterioration. NA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they are unresponsive, unaccountable, divided, demoralized, defunct. The world is a more dangerous place.

We are used to autocratic dominat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secretariat’s various commissions. No one bats an eye when Russia or China vetoes a Security Council measure. Less publicized were the concessions made to China as part of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Or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eat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s a “developing” nation. But the way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the director of the WHO, caviled and covered for Beijing as the coronavirus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impossible to ignore. Drift, confusion, and chaos result.

There are three options. The first is to work within the system to revitalize the existing structures. The second is to build alternative institutions. The third option is to do nothing.

President Trump has tried a hybrid of options one and three. But with a twist. Where others might try a kind word or some quiet diplomacy to inspire reform and collaboration, he turns against the very institutions America created to force them to live up to their commitments. He browbeats NATO members into spending more on defense. He cheers for Brexit and supports the EU’s internal critics. He cripples the WTO’s arbitration mechanism and threatens to withdraw entirely. He suspends funding for the WHO.

It’s the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Trump promised. 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mixed. NAFTA was replaced. NATO budgets are up (for now). Mexico agreed to have asylum-seekers wait on its side of the border while their claims are adjudicated. China signed a “Phase One” trade deal.

But there’s a cost. Allies may accede to your demands, but resentment build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lliance weaken. Unpredictability inspires fear and caution. If sustained for too long, though, it conveys irresoluteness and fecklessness. Adversaries begin to probe. They buzz flights and collapse the oil price, resume shelling U.S. troops and harassing U.S. naval vessels, begin tailing container shi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emocracies look inward. NATO is silent, the EU split, America distracted and distressed. China exploited this strategic vacuum. It launched a global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falsely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ndemic to the United States. Its agents pushed scurrilous and panic-inducing messages to U.S. cellphones say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was about to impose a national lockdown policed by the National Guard. Its diplomatic “Wolf Warriors“ enforce the party line whenever foreign governments challenge Beijing’s preferred narrative.

Chinese propaganda used to amplify achievements and repress criticism. Now it attacks directly overseas enemies of the state. The strategy, writes Laura Rosenberger in Foreign Affairs, “aims not so much to promote a particular idea as to sow doubt, dissension, and disarray — including among Americans — in order to undermine public confidence in information and prevent any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facts from taking hold.” It’s working.

China isn’t invincible. It is reaping the economic whirlwind of the coronavirus it hid from the world. None of its neighbors are thrilled about the growth of Chinese power. Its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may be unstable. But the speed with which it has used the pandemic for geopolitical advantage is extraordinary. Look at how it plays favorites with its distribution of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how it stepped into the breach with a new flow of cash for its friend Dr. Tedros. Confronting China’s rise require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facts,” and partners with whom to share those facts in common. These days, America is lacking in both.

By all means, punis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collaborating with China. But also be prepared to stand up another mechanism to do the good work its founders intended. Go ahead, demand allies live up to their commitments. But also recognize that partnerships of like-minded nations were critical to success in the First Cold War. This is the time to build new institutions that reflect the realities of a 21st century that pits liberal democracies against an authoritarian surveillance state. For every moment that passes without American leadership brings us closer to a world where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five golden stars.

China’s National Blockchain Will Change the World

Professor Michael Sung is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CarbonBlue Innovations, a tech transfer platform for commercializing internationally sourced blockchain, fintech and digital finance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e is also co-director of the Fintech Research Center at the Fanha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Finance at Fudan University. 

This week, China will officially launch a major new blockchain initiative called the Blockchain-based Services Network (BSN). The BSN is a critical part of China’s national blockchain strategy that wa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Xi in late November 2019, but went largely under the radar as the simultaneous announcement of China’s digital RMB currency, called the DCEP, swept the world by storm. Only recently has the Western media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SN, which sees its mainland commercial launch April 25. The portal’s global commercial launch is scheduled for June 25.

Essentially, the BSN will be the backbone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for massive interconnectivity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from city governments, to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alike. The network will also form the backbone to the Digital Silk Road to provide interconnectivity to all of China’s trade partners around the globe. The BSN will be a new internet protocol to allow a more efficient way to share data, value and digital assets in a completely transparent and trusted way between anyone who wants to be a node on the network.

The main BSN founding consortia partners are 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China’s top-level government policy and strategy think tank affiliated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China Mobile (China’s largest national telecom with over 900 million subscribers), China Unionpay (the world’s top payment and settlement provider with eight billion issued credit cards), and Red Date Technologies (the main blockchain architect for the BSN). (CoinDesk had a separate article about Red Date here.)

The BSN will catalyze the globalized digital economies of the future.

The BSN will catalyze the globalized digital economies of the future.

China Mobile is focused on the IT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and has been accelerating the rollout of 5G and cloud adoption on the mainland. The BSN has developed cloud management technology that will allow multiplexing compute on top of a flexible multi-cloud architecture in a very resource-efficient way. Cloud providers under BSN’s multi-cloud management services already include AWS, Microsoft Azure, Google Cloud, Baidu Cloud, China Unicom, China Telecom and China Mobile. 

The BSN launch will allow companies to access ultra-low cost blockchain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Target pricing is less than $400 USD/year, which would allow any SME or individual access to the critical too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rive adoption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opportunities.

The scale of the BSN is breathtaking, with a hundred city nodes across China at launch and participation by all three major national telecoms and major framework providers on the mainl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a master top-down plan to connect all the major cities in the country, rolling out to 200 cities over the next year and rapidly to all 45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ereafter. As I write this article, the world’s largest scaled blockchain testnet is imminently preparing to launch. There are various blockchain-as-a-service applications being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many of which are already being deployed by city governments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citizens across the mainland ranging from paying utility bills to registering company credentials. As example, the Hangzhou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blockchain pilot for unified digital identity, for faster authentication of individuals using government services.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sees blockchain as the critical next-generation IT infrastructure to build future smart cities, connecting cryptographically secure databases linked by 5G to scalable cloud and data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such that big data/AI analytics can efficiently run on top. 

China simply can’t implement all of that at scale with a mashup of decentralized systems at the moment. Nor does it want to given the attendant security issues related to sensitiv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citizen privacy. Thus, a permissioned blockchain ecosystem becomes the key infrastructure-of-infrastructures that allows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5G communications, industrial IOT, AI and big data, with fintech and other application-level services overlayed on the stack.

The BSN will be the backbone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for massive interconnectivity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from city governments, to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alike.

The BSN will be the backbone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for massive interconnectivity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from city governments, to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alike.

While the BSN itself is a permissioned chain forked from Hyperledger Fabric, it will allow interoperability with public chains and other decentralized platforms (which will be fully implemented by July 2020). The protocol at launch will already be interoperable with major blockchain platforms and frameworks such as Hyperledger Fabric, Ethereum, EOS as well as most relevant mainland-based blockchain protocols for enterprise, including WeBank’s FISCO BCOS (the Financial Blockchain Shenzhen Consortium, with members such as WeBank, Tencent, Huawei and ZTE) and Baidu’s Xuperchain. 

To be clear, the BSN is created to facilitate strong cryptographic security and privacy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anyone who will be operating with the protocol. This is analogous to the original TCP/IP internet protocol, which was originally developed by the 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for military purposes, but now adopted commercially and privately by the entire free world.  

In a similar vein, anyone can now become a node and/or deploy a dapp on the BSN network and share data or conduct business in a completely trusted way. On the mainland, all city governmen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T framework operators are gearing up to adopt and/or interoperate with the protocol. Because of the scale of the deployment and adoption within China alone, upon launch the BSN ecosystem will instantly become the largest blockchain ecosystem in the world and will becom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of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ment adoption of blockchain around the globe.

The launch of the BSN comes at a critical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Modern civilization has never been in a more precarious position, where the beginning of 2020 has witnessed an unprecedented pandemic that is concurrent to the kickoff of perhaps the largest-scale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This Great Lockdown comes as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coupling from each other, blatant disinformation has been weaponized and nationalism rears its ugly head in ways not see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One way to solve these systemic challenges is through technology that can enforce trust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just as it begins to fray dangerously. 

The BSN can facilitate increased global trade and bilateral economic activity to buffer against systemic shocks and great rifts that have been exacerbated by mistrust and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It can connect the world more synergistically together, while democratizing access to the critical tools that will allow more efficient cross-border trade,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a post-COVID-19 world where the ability to digitally conduct business online will be paramount in the new normal. The BSN will catalyze the globalized digital economies of the future through new modes of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that are core to the blockchain ethos.

孙立平：防止一个误判：资本是逐利的，走不了的

多少年前，听过黄奇帆市长的演讲。算是同台演讲吧，因为那天我也是演讲者之一。给我的印象，他脑子非常的清楚，数字倒背如流。这几年，也看过他的一些演讲稿或文章，他的一些观点也给人深刻的印象。

但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不同意他最近的一个判断，即在疫情结束之后，全球的钱涌向中国是大概率事件。这个判断事关重大。因为在最近几年中我们吃过判断失误的大亏。如湾湾，如渔村，如中美实力对比，由于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出现误判，结果弄得非常被动。

我们先看看黄奇帆先生是怎么说的。

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在疫情控制上所取得的成就，正在让世界产业链的中心向中国市场转移。

对于这个判断，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中国的抗疫到目前为止，做得不错。这是一个事实。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时，我们已经从最坏的情况中走出来了。当然有人担心我们将来会不会成为免疫力的孤岛，但至少从目前来说，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这个有利，需要具体分析，是什么意义上的有利，是多大程度上的有利。

但这个因素能不能导致世界产业链的中心向中国市场转移，则是另外的一件事了。黄奇帆先生接着上面的话说，随着全球范围疫情的扩散，其他国家出现了大面积的停工，中国反倒成为了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是现阶段世界制造业的避风港，因此也必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应当说，黄奇帆先生这个判断其实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这个判断及其背后的逻辑，如果孤立地看，确实是可以成立的。在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的情况下，资本也好，产业也好，企业也好，不往中国跑还能去哪呢？

遭遇去中国化

但问题是，如果把这个问题与其他的一些因素联系起来看，情况就明显不时那样简单了。我们知道，与这次疫情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去全球化甚至是去中国化。且不说由于种种原因其他国家与中国心理距离的拉远，也不说美国在当中所起的导向性作用，就世界各国萌生的产业链安全这一个考虑或顾虑来说，中国在疫后面对的情况就不容乐观。

就在最近这几天的时间，一系列不乐观的消息纷至沓来。在美国，特朗普明确地说，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建议，为了促进产业回迁，要由政府来承担企业搬家的部分成本。他说，“例如，可以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所有相关支出100%直接费用化，实际上等于我们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买单。”日本政府则明确表示，政府对那些回撤的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也要通过政府的财政资助，促进产业在地域分布上的多元化。这其中，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的意图是明确无误的。在欧洲，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在产业脱钩上紧随其后，也是有可能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仅仅从疫情给中国提供的暂时性的有利条件来考虑这个问题是不够的，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去看。实际上，最近几年就已经开始的产业链外移，去中国化的过程，在这次疫情当中，是明显加快了的。

我们得如实地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有着深刻的背景。在疫前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已经到了损伤其内部生态的程度，于是，产业空心化，失业问题不断加重，内部结构坍塌，民粹主义泛起等等，就已经在强有力地推动着逆全球化的过程。只不过那时对中国的针对性还不是那么明显。而在这次疫情中，由制造业的过度外移所造成的窘境，很多国家是更进一步感受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疫情提供的有利条件可能会使一部分资金流入中国，但产业链外移过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远远超过前者。

资本就是逐利的？

上面这个问题，我最近在好几篇文章中讨论过。类似的讨论在他人的文章中就更是不计其数。但尽管如此，其实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无论你怎么说，他淡淡的一句：放心吧，资本是逐利的，只要在中国有钱赚，资本就跑不了。当然，对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表述，如那些外国企业是如何离不开中国的产业集群的，如他们的市场是在中国怎么能走？如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相比是如何处于劣势地位的等等。但归结到一点，只要中国这里有钱挣，就不用担心外国资本跑掉，因为资本是逐利的。

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资本仅仅是逐利的吗？对于资本来说，会不会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当然有，是什么？就是安全。

资本是逐利的，这是没错的。大家都知道这么一段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这段话原来人们都以为是马克思说的，但其实是英国评论家邓宁格说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但不管是谁说的，这段话经常被人们用来形容资本的贪婪本性。

资本是逐利的，这是没错的。但资本真的就是这样一个贪婪的冒失鬼吗？很显然也不是的。上面的逻辑，只有在其安全是基本有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如此。否则，他首先顾的也是脑袋，也是财产的安全性。巴菲特说，他成功的三秘诀是：第一，尽量规避风险，保住本金；第二，尽量规避风险，保住本金；第三，坚决牢记第一和第二条。人们只要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资本，尤其是成熟的资本，风险意识是很强的。他们最怕的是不安全，最焦虑的是不确定性。否则你就很难理解这些年国内的一些资本为什么放弃挣钱的机会也要移居海外。

未来资本所处的可能环境

明白了上面的道理，我们也就可以来回答资本逐利的本性能不能保证产业链一定不会转移出去的问题了。这里的关键是，在疫后时期，资本的安全问题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资本会如何权衡利润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过去的30年，可以说是资本的黄金岁月。黄金岁月中的资本，以其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着全球化的过程。真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资本的这个黄金岁月，是有条件的，它所依赖的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祥和的国际环境。在政治历史的意义上说，历史终结了，历史只剩下单一的逻辑。新自由主义所向披靡，美国成为说一不二的世界霸权。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的安全得到了空前的保障，利润成为人们可以心无旁骛的优先目标。

然而，我们今天可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现在人们的共识是，原来的那种全球化已经是走不下去了。但全球化走不下去，就能回到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时代吗？恐怕是回也回不去了。为什么？科技的进步也好，财富的积累也好，都使得人类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界来说，是大大的增强了。这个事实用难听的话来表述就是，人类，我说的是其中一部分人，祸害地球的能力大大增强了。理论化一点说，我们造成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了。环境的问题，生物安全的问题，核武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在当今的时代没有国际性的努力就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人们经常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这样一个说法。套用这个说法来说，未来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是人类制造全球性问题能力的增长与人类解决全球性问题能力的缺乏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将充满着不确定性、矛盾和冲突。即便是擦枪走火，也会让你胆战心惊。此时的资本，如果只知道逐利，可能最终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所以，不要夸大资本的逐利性，有时安全比这个重要。认清这一点，对于理解未来的世界是重要的。

如果愿意进一步去想的话，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些年我们一些人制造剑拔弩张的气氛，对于外国资本的撤离起了什么作用。

(转) 尽头后的世界

原作者： Starman 投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意识到世界一直酝酿着的两个风险，一是「美元游戏」下无限量宽疯狂「制造」美元即对全球各国进行「财富收割」。二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难以取代的地位。前者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的货币，大家早已「认命」，清楚知道短中长期内都难以解决；后者则是通过这次百年难得一遇的疫情才真正体会到全球化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产业链的风险和威胁。

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计价完全使用美元结算，没错交易成本是降低了，但世界各国对美元形成了完全的依赖，然后一百年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金融系统和各种模型的建立均建基于美元基础之上，使全球无法脱离。世界各国沉迷于「美元游戏」上的经济起飞，不知不觉下在货币的战略使用上已经犯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今次在全球化产业链布局上会否再次犯上同一个错误？这是一个有趣而关键的课题。

「生产中国化」风险其实与「美元游戏」风险的形成大致相近。中国在生产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拟，尽管近年已开始有不少厂房迁移至越南、柬埔寨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但这些东南亚国家除了工资水平较低外，人口量和其他配套亦远比不上中国大陆，例如国家的产能水平、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人口数量、政府补贴金额、交通运输配套设施等，这些方面都涉及成本。毕竟中国作为生产大国已发展了多年，很多配套上已非常完善，这是这些年来全球化下世国各国给予的机会所培养出来的优势。

本来藉着这个「世界工厂」的势头，人民币在08金融海啸后是很大机会能够成功国际化，成为美元以外第二种「霸权游戏」，加上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布局，将过剩的产能输出去其他发展中国家，换取他国的战略性资源和一些国家的「战略关系」，整个布局可谓天衣无缝。可惜的是主事人按捺不住，过于急进，锋芒太露，过早让手发现自己的野心不甘只安份做一间「工厂」。

说回全球化的优势，不同经济体在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比较优势不同，以iPhone为例，屏幕、摄像头的供应商在韩国、日本，组装在中国，而苹果的股票上市在美国，在全球各地销售，产业链上各个国家以及背后的资本都因此获益，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原因正在于中国的综合生产成本低。因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不是任何人或单一国家的「完美计划」，而是几十年来有机增长的结果，这亦意味着产业链上除了中国以外，全球各国的分工和角色已围绕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充分优化，并已通过这条完美优化的产业链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各种得益。

然而，除着全球产品供应链日趋复杂化、网络化，这将导致世界各国对风险的抵抗能力逐渐降低，因为只要一个组件的生产受到冲击，整条链上的产出甚至全球总供应都会实时受到影响，这就是全球化的最大风险。当今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产业链风险罕见地出现「无法分散」的困境，因为当发生全球大流行病时，无论厂房搬到去哪个东南亚国家也是没用的，这是多年来全球化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

这次疫情除了让各国意识到「中国制造风险」，也同时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产业链风险是无法分散的，这将迫使各国企业必须在成本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在国家的战略层面，供应链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题，但经过这次，大家发现要保持供应链的絶对稳定原来只是一个「乌托邦」。

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一向祟尚自由经济主义的西方国家将会重新出发，西方国家政府对全球化将会从战略层面有更多的考量，他们会引导、鼓励甚至强迫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的生产，要么返回本国，要么迁到可以信任或者能够控制，或者价值观相同的地区或国家。在疫情过后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进程中，世界各国政府必定将会保留一定程度的本地化，培养本地的产业链去取缔部份全球化产业链。要留意的是，这将不再是以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成本去作考量，各国政府会不惜以补贴去达到目的，甚至提高关税去保护国内的本地产业链，慢慢世界各国便会设置不同的贸易壁垒，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走下去，这就是全球化产业链的尽头。

全球化下所谓的全球供应链的死门就是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根据经济学的博弈论(Game Theory)，当国与国之间认为他国会违反约定(cheating)，为了保护自己，自己亦会先违反约定，那最终的结果必然事与愿违，理想永远只能在乌托邦发生。疫情过后的「再全球化」必然失败告终。同时，这亦意味着过去全球化下的盛能过剩将不复存在，生产成本定必大幅上升，而这将会引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

「双QE」(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轨而行)，加上「再全球化」的失败，当疫情过去，经济回复正常时，全球将产生流动性过剩，而最终导致超级通胀的来临。更严重的是，在经济经历完一轮重创的情况下，经济仍未走出低谷，使全球经济出现「滞胀」(Stagflation)。央行为对抗通胀必须加息，但在疲弱的经济下加息会剌破经济和多次QE后形成的巨大资产泡沫，即美联储再也不能用零息加QE解决金融问题，形成「向左走向右走」的两难局面，实时发生的是金融和资产市场将会「兵败如山倒」，继而造成骨牌效应。当以上情况真的发生，G20国应该又会坐在一起商讨对策，而事情相信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前文也就曾经提及过，滞胀就是「美元游戏」的死门。如果世界各国一直以来都希望脱离美元游戏，根据博弈论，大家一直以来定必想办法或者等待一个机会去脱离这个被美元霸权垄断的游戏棋局。若大家都认为滞胀是美元游戏的死门，而假设大家都潜意识中希望这件事发生，再加上其他因素所驱使，这件事便有可能发生，又或以此作为威胁美国的「筹码」。

假设世界各国都希望或不再介意美国及全球经济体出现滞胀，从而摆脱美元游戏的死局，免得一次又一次、无止境的被美国「收割」财富。这是一个政治愿望，且并不再从宏观经济角度作出任何考虑，这将会演变成为一个「现代化战争」，亦即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这不是真正动刀炮的战争，但后果比以往真正的战争更严重，因为这次将会使全球多年辛苦建立的经济、金融和制度完全崩溃，世界将会出现一次彻底的「全球大洗牌」。

当我们看见「全球化的尽头」，即代表我们也快将看见「美元游戏的尽头」，然后「全球大洗牌」也可能随即发生。一切将可能回归金本位或其他更「公平」的制度。

(转) 全球性经济危机下的生存策略：房产、股市与现金

April 21, 2020

最近我写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文章比较多，我对本次全球性危机影响的判断是可能要超过1930年全球性的大萧条。

谁知道这些文章推送后，很多读者居然给我留言——个人怎样才能把握这个历史性的机遇。

看到这些留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面对危机首先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去捡钱包的思维是错误的。危机危机，先有“危”才有“机”！你得先躲开“危”，才能有后面的“机”。

那么，你对即将面临的“危机”冲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与应对策略吗？

1  难以独善其身

目前全球疫情继续恶化，截止到3月30日，美国确诊人数突破16万，欧洲即将突破40万，现在还根本看不到欧美疫情的拐点。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3月29日报道，卫星图像加上其他的照片证据表明，美国的经济活动已经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包括过去繁忙的高速公路在高峰时期空无一人，度假胜地成为鬼城，港口航运活动也在急剧下降。

 

（来源：36氪）

继高盛之后，摩根大通大幅度下调了美国1、2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美国经济一季度萎缩10%（之前预期是萎缩4%），二季度经济萎缩25%（之前是14%）。

虽然中国已经扑灭了疫情，我们的生产与消费在逐步恢复，但是欧美疫情继续恶化，对我们经济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现在做外贸的已经陷入寒冬——欧美订单纷纷取消，很多外贸为主的工厂刚一开工就面临无订单可做的困境，很多从劳务大省来的农民工好不容易在居住地解除隔离赶到工厂，又要面对失业的考验。

内销为主的工厂也要面临难题，不仅仅是内需不足的问题，更麻烦的是未来欧美供应链缺失的问题。

以消费电子产业为例，国产替代做得最好的华为手机也有30%的供应商在欧美，如果欧美经济陷入停滞，华为手机基本的生产都要受到极大的影响！

过去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绝大多数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部分自主产业完成全球化的分工。

比较典型的就是苹果手机，全球供应商超过200个，苹果在全球采购所需零部件，然后汇集到中国生产，再通过物流发往全世界。

现在因为疫情，全球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或宣布“封国”、或“封城”、或者干脆禁航禁运，可以想象全球化的产业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封国”将变得支离破碎，首当其冲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

所以，本次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经济要复苏不是某一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扑灭了疫情就能实现，至少也要大部分国家——包括中美欧盟日韩这些重量级的国家全部扑灭了疫情才有可能。

现在只有中国扑灭了疫情，至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还根本看不到疫情的拐点。

我估计4月底到5月初美国与欧盟会达到疫情的高峰，但是由于民主制度的缺陷以及执行力的差距，即使疫情达到高峰，这些国家顶多会执行比较严厉的封国封城措施，很难全面复制中国经验——同时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社区入户筛查。

所以，欧美要把疫情控制下来所花费的时间远比中国要长，最理想的情况也要一个季度以上。

从5月往后推一个季度，那就持续到8月，今年2、3季度的经济就很惨了，4季度就算开始重启复苏经济，今年的经济情况也会很难看。

 

（金投网）

我天天盯着国际油价看，这玩意价格起不来，经济复苏想都不要想！看到国际油价才二十来美元/桶都还在跌，我也只能摇头苦笑。

国际投行估计美国今年经济衰退5%以上，欧盟与日本更惨，衰退数据一定高于美国；中国今年保住经济不负增长就算及格，经济增长达到3%就算80分，经济增长达到5%就可以给满分。

想想前几年我们经济增长6%+很多人都叫苦连天，如果今年经济增长只有3%，最后大家会有何感受？

以上还是最理想的情况推演。既然有最理想的预期就一定有最糟糕的预期！

那么最糟糕的预期是什么？

2  最糟糕的预期

最近几日欧美等国都陆续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

美国是直接砸了6万亿美元救市，后面还有美联储无限QE；欧盟也出台无限QE购买企业债的政策，日本拟发行16万亿日元国债为经济刺激计划筹资，英国在3月11日就推出了300亿英镑的经济刺激计划，现在看来可能不够，不排除后期继续加码的可能。

现在全球主要结算货币都开启了直升机撒钱的模式——这种模式其实本质就是向外界转嫁危机。

如果我们把整个地球看做是一个村子，各国主权货币在这个村子的贸易结算份额差别是很大的。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

1、美元，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40.08%

2、欧元，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34.17%

3、英镑，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7.07%

4、日元，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3.30%

5、人民币，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2.15%

6、加元，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1.74%

7、港元，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1.50%

8、澳元，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1.40%

9、其他货币，占全球支付市场份额8.59%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美元与欧元在全球支付市场份额最大，占比超过74%，这两大货币每增加1元钱货币，大致就是给全球输出1元钱通胀。凡是持有美元与欧元的人与组织都在为欧美无限QE政策买单。

所以只要欧美开启直升机撒钱模式，其他国家理论上都应该跟随进行货币宽松政策。

因为全球的资源与商品都是有限的，美联储与欧盟拼命印钞，你不加印，你在地球村的结算份额就会下降——相当于你就只能拿回来更少的资源与商品。

但是目前我们央行相对欧美国家却非常克制，最近只是降了一次银行准备金，市场翘首以盼的降息却一直没有动静。

3月30日央行操作了500亿元的7天逆回购，其中中标利率是2.20%，相比于上一次央行操作逆回购而言，利率水平降低了20个基点。

 


（来源：中国经济网）

这种毛毛雨的降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要知道欧美日本都实施存款0利率了，我们的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还保持着1.5%的高位。

为什么央行迟迟不动银行存款利率？

因为我们央行要防范未来某个最糟糕预期！

这个糟糕的预期是什么？

这个糟糕的预期是通胀！

准确的说是比通胀更可怕的滞涨！

3  防范经济停滞型通胀

这是不是有点魔幻的感觉？

当欧美国家正在陷入全面通缩型衰退的时候，当国际油价快要跌破20美元/桶的时候，我们的央行却在防范最可怕的通胀——经济停滞型通胀！

为什么欧美面临通缩时我们可能陷入通胀？

讲一讲这里面的逻辑。

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老百姓生活水平并不低。比如我们年人均肉类消耗量是60公斤，水产消耗量是50公斤，这些吃的数据在全世界妥妥是发达国家水平。

但是要维持14亿人口如此巨大的肉类与水产消耗量意味着需要消耗天文数字的粮食。

我们每年粮食生产6.6亿吨+远远不够，还必须从全球进口大量的粮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豆。

大豆可以榨油，榨油后产生的豆粕是喂猪的主要饲料。全球大豆出口国主要有三个——美国、阿根廷、巴西，三个国家每年出口大豆总计1.1亿吨，中国就要拿走1亿吨+。

 

（来源：新浪网）

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战，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导致很多美国农民破产，为了弥补美国进口大豆的缺额，中国几乎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大豆席卷一空，巴西农民为了满足中国的大豆需求把亚马逊森林都烧了来增加种植耕地。

现在因为疫情在全球爆发，今年全球大豆产量很可能大幅度减产。

比如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跟不上，大豆减产是肯定的；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医疗基础差，表面上看确诊人数少，但是很可能是捂着盖子掩饰严重的疫情。

 

（来源：新浪网）

目前包括泰国、越南以及一些中亚的粮食出口国已经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主粮我们倒是不大怕短缺，因为我们还可以动用粮食储备来应对危机，但是大豆比较要命，这玩意我们对外部依赖太大，国家储备也不足以应对未来的需求缺口。

如果因为大豆减产导致中国今年无法进口1亿吨大豆，麻烦就大了。

首先是猪肉价格肯定飙升，然后是食用油价格也飞涨。不仅仅如此，我们要对冲出口下滑的老基建这一块一定很大，那么就存在对铁矿石巨大的需求。

在过去中国每年进口铁矿石都是十亿吨级别的，最大的两个铁矿石输出国是巴西与澳大利亚，现在这两个国家疫情看起来很不乐观，未来如果因为疫情关闭一些矿山的开采，就有可能导致我们进口的铁矿石锐减，这玩意锐减直接就会导致钢材价格飙升！

猪肉+食用油+钢材价格飙升就会直接推高我们的通胀指数。去年光是一个非洲猪瘟的影响就让我们通胀指数突破了5%，现在还叠加一个食用油+钢材，通胀指数会达到多少？

最麻烦的是这个通胀来得还不是时候，因为疫情影响，我们外部面临全球陷入经济大衰退，内部再来一个恶性通胀，联系起来就是经济停滞+恶性通胀——这就是任何国家最害怕的经济现象：滞涨！

滞涨一旦出现任何货币政策统统失效，而且底层老百姓痛苦指数非常高，对社会稳定将形成严重的冲击。

以上就是央行迟迟不动银行存款利率的大背景——央行压着1.5%的存款利率不降，就可以将相当大的居民持有的现金留在银行，就可以减轻未来可能爆发的通胀压力，为全球大豆与铁矿石恢复生产争取时间。

4  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个人生存策略

现在我可以来讲讲全球性经济危机下个人的生存策略。

其实个人在时代的大势面前是非常渺小的，普通人能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不要与趋势为敌，经济危机来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躲”——

具体而言就是不要辞职不要跳槽（除非有更好的去向），创业什么的今年想都不要想，今年之内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比什么都重要。

另外就是持有现金可能是最安全的策略，虽然未来可能遇到通胀——但是也只能忍耐，通过银行保本型理财收益对冲部分损失。

我们面临的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危机，很多传统的避险资产都可能跌得鼻青脸肿。比如黄金，未来的走势都可能很复杂，在极端情况下黄金也一样有可能跌得亲妈都不认识，这里就不展开了。

谈谈房产。

很多人觉得可以通过投资房产来规避风险，这种想法是危险的。

现在不同于2008年，国家绝无可能通过启动房地产来拯救经济。

原因很简单，2008年我国居民负债率不高，还不到18%，2019年我国居民负债率已经超过55%，11年居民负债率增长了3倍！

美国居民负债率从20%增长到50%花了40年，2008年还是因为次级贷问题爆发金融危机，现在如果国家启动房地产，放任老百姓继续加杠杆炒房，未来就是不归路。

所以，当下国家反而要严控房地产投资，严控居民的负债率。当然，如果是刚需买房，今年大概率会有比较好的时间节点机会（星球里有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就不展开了。

谈谈股市。

现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风向标是美股。

最近美股走得比较强，道琼斯指数从18000点反弹到22000点，但也只是超跌反弹而已。

2015年我们股灾的时候，A股从5100点跌到3400点也反弹到4100点，然后继续下跌寻底，最后跌到2638点才企稳。

美股大概率也会复制这个走势，等到本轮反弹得差不多了，还会继续下跌——我压根就不相信美国经济陷入停滞时，美国疫情还没见到拐点，美股就能反转趋势。

所以，在未来某个时候，全球资本市场都会被美股带到沟里，我们A股也不例外，届时一些非常优质的金融资产会以白菜价随便甩卖，这也许就是这场全球性危机中最大的机遇。

 

这也是普通人即使要忍受通胀也要持有现金的逻辑——这种历史性的抄底机遇我们一辈子可能也没有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