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产业链，去中国化，是最热门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一如既往地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然后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疫后最重要的变数
虽然疫情的结束还遥遥无期，但人们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预测疫后的可能变化了。其中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全球化会不会逆转，说得更具体一点，在产业链上，会不会出现去中国化的趋势？
这次的疫情，可以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甚至超出人们的想象。所以，当疫情袭来的时候，不仅是首当其冲的中国，就是受到第二波冲击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完全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当疫到临头的时候，上上下下，不知所措，一片慌乱。口罩、防护服、检测工具和药品，不但没有足够的准备，甚至怎么解决，一时之间都无从着手，因为生产这些东西的企业基本都在鞭长莫及的海外。
我想，至少在这样四点上，对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心理上的冲击是强烈的。第一，在中国经济进入暂停状态的时候，发达国家国内的相当一部分供应链中断。第二，像口罩这样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用品，这一次居然会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第三，这些战略性物资的生产能力，居然基本都在至少是关系不睦的中国手中。第四，这一次还仅仅是疫情，如果是大规模战争爆发，结果又会如何？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安全问题凸显，以企业的回撤和产业链的转移，寻求产业链的安全与自主，就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更何况还有差不多进行了两年的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在里边。
产业链转移：捕风捉影还是确有其事？
最近，有几则有关的消息在广泛流传，人们也在对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和确切含义进行甄别。
一则消息是：4月9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讲的一段话。有的媒体报道为：白宫官员提出，美国所有企业全部撤出中国，搬家费用政府来出。另一则消息则是：日本拟22亿美元资助日企撤出中国，另有超过2亿美元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其它国家。
因为这两条消息都太重要了，对中国的影响都会非常大，于是就有有心人去查找消息的来源与确切含义。结果发现，对于这两条消息在中国的报道，都有很大的误导性。首先，库德洛谈话的原意，并非是由政府承担企业搬迁的全部费用，而是将企业回迁成本100%直接费用化。原话是，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也就是说，可以在税务上进行抵扣。而关于日本的那条消息，目前比较现实的也只是想把口罩、医用防护品这块拿回日本。
但在做这种纠正的时候，似乎又在给人们另一种印象：此前的报道是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的，这个事情并没有传的那么严重。甚至在那些纠正的后面，还往往跟着一连串的评论：产业转移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事情要有准确的判断。消息本身有夸大，有误导，有捕风捉影，但产业链转移与去中国化也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具体说，应该明确这么几点。第一，虽然库德洛说的不是搬家费用政府来出，而是成本的费用化，但政府承担成本的意思是有的。他说，“例如，可以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所有相关支出100%直接费用化，实际上等于我们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买单。”第二，日本那则消息虽然在现实的层面涉及的是部分产业，但关键产业的回撤以及产业在地域分布上的多元化，即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的意图是明确无误的。第三，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有可能在产业脱钩上紧随其后，也是有可能的。
政府的意图与资本的逻辑
从现在来看，产业链脱钩或者去中国化，还主要是政治家在讲。这可以理解为，这个问题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提出来的。尽管最近几年外资企业撤出中国转向其他国家的迹象是明显的，但主要是出于经济的意图，与政治上的去中国化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会走到哪一步？而背后的问题则是，国家的意志与资本的逻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哪个会主导这个过程。
早在去年，龙永图就指出，今天已不是20年前，中国已经崛起，美国再怎么遏制都为时已晚。全球化搞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说脱钩就脱钩？一个英国脱离欧盟都那么困难，何况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更不要说这还涉及全球许多处在各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国家、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以及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对外政策的调整就能使全球产业链布局发生重大改变，那不仅太轻视市场规律，也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了。
龙永图说的是去中国化的现实性。而大摩的判断就更有意思。大摩甚至认为，这次疫情所造成的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其原因有二。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下没有人愿意投资。疫后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薄弱环节，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第二，中国在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而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甚至有朋友认为，在资本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国外资本来中国抄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还可以看看作为企业家的曹德旺的看法。曹德旺认为，这次疫情之后，各国的不信任度将增加。相信各个国家会对产业链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各国着手构建更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会是一个趋势。在全球产业链被简化的趋势下，会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警惕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但u看到这需要一个过程。在短期内，全球产业链很难找到替代中国的经济体或者解决办法，正因为如此，全球产业链无法、不会与中国脱钩。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升高、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在上升，中国制造正在国际上失去原有的竞争力，出现了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现象。
未来取决于什么？
从上面的概括可以看出，对于疫后的逆全球化和产业链我化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和判断并不一致。未来有多种可能性。但在现实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决定未来走向的因素会是什么？
孙立平认为，决定全球化未来走向的，有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如何掂量未来世界的安全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最基本的动力是来自比较优势理论所阐明的逻辑：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更简单地说，谁有什么特长就干什么，然后在市场上公平地进行交换，这样就可以实现资源的全球性最优配置。
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但是，要注意，这个逻辑要能起作用，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要走出”卡脖子困境“。比较优势理论的成立，有一个前提，就是经济效益的考虑是首位的，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但如果国家安全的问题凸显了，变成第一位的，甚至是燃眉之急的问题，就会导致比较优势理论的失灵。在那样的情况下，安全思维是第一位的。不要再说谁也离不开谁，不要再说资本是逐利的，不要再说优势是互补的。那都是发展思维中的道理。安全思维中，这些东西都得往后放的。接着的是主权基础上的安全经济，再接着的是安全经济基础上的再结盟。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疫情之后整个世界的态势与格局，将决定着全球化的命运：如果人们假定这个世界是基本和谐的，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经济效益和福利上，比较优势的假设可能会起作用，全球化会在经历短暂的波折后继续向前推进；如果人们假定这个世界会走向对抗甚至敌对，国家安全的问题成为第一位的考虑，首要的问题是要防止对手卡自己的脖子，那将会走自给自足的模式，全球化走向倒退。
因此，我们与其费力地预测疫后全球化会怎么走，不如来思考上述这些问题会如何演进。对于这些问题，政治家们会如何思考？更重要的是，现实中的那些因素会如何变化？
就在本文即将写完的时候，我看到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先生最近的一个判断，很值得人们注意。他说：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实体经济去中国化和去全球化的同时，货币金融领域似乎在展开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的货币金融的一体化步伐似乎从未停止，甚至更有加快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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